张承志：袍子经
世间有一个流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潮起潮落，经久不息。近些年来人们从西方国家认同了它，并且以大致是肯定的语感，把它泽为“时尚”。而据我看，把西方之fashion译成“时尚”多少缺了一股俏味儿；不如使用“时髦、流行”等语更形象，也不如后者更具对风潮的审视与批评的用语余地。因为“时髦、流行”的基础内容，常是以历史和文化形态为根据的，人群的服装。
我也曾经被卷人一次时装大潮。只不过服装是蒙古袍子，舞台是千里草原。回想那时，我们对袍子的着迷和喜爱，远远超过今日都市里的红男绿女。那才是不仅风靡社会、而且蚀入骨髓的大fashion，它如同魔法之衣，穿上以后，就永生都脱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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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草原的最初几天，我们的中学生的眼睛被夺目的色彩的烧得几乎疼痛。大草原的色彩还不仅仅是绿色；它沉重起伏，奥深几重，草叶风声都带着一抹富裕。和自然相呼应，人的色彩也毫无窘穷的因素，我记得自己痴痴注视着那些踩过泥泞、踢着草梢的马靴，注视着五颜六色的镶边袍子——难道这是一穷二白的中国，难道这是那个蚂蚁般奔波在水库工地、穿着臃肿的黑棉裤的群众吗？
第一瞥往往有震撼的力量。后来我们很快就穿透了表皮，开始被生存的真实教训。但是第一眼瞥见的异族情调，以及那从骨头到皮肉的自由浪漫，却即时地被烙上了我的眼睑，左右了我一生的视点。
和南部相比，乌珠穆沁的服饰非常鲜艳。外行人所说的蒙古袍子，其实有至少两个以上不同种类。南部黄兰各旗和苏尼特一带的袍子是“三道边”，据我们乌珠穆沁人看来过于单调。我们是在那个滥用了红色的年代的，唯一使用锦缎妆饰的地区——我猜能与我们并列的，也许还有维吾尔人坚决不向裤子投降的裙子；以及藏民缝在皮袍边上的拉薄豹皮。
锦缎是当时牧区向内地追求的唯一奢侈品，用来缝成乌珠穆沁袍子的镶边。一般说来男子尚金红，女人用银绿。六十年代不言经济，袍子上用的金银缎镶边也窄得很。
和一些比较有板有眼的社队比，我们大队发给知识青年的马鞍衣裳都是旧的；但正因此我们队的伙伴们打扮起来后完全乱真，而且因此在心理上也更多一份皈依牧民的倾
当然，像季节一样，袍子是从夏季的布袍子蒙古话叫“特里克”开始的。我最开始穿的是一件灰蓝色的绸面布袍子，给我的时候已经有些破旧了。但是它肥大合适，样式是地道的乌珠穆沁式。可以说我穿着它学会了骑马和放牧生活的初级阶段的一切本领，完成了对游牧生活方式的认同和习惯。
先是秋天的淫雨，然后是次年夏天的曝晒和各种摩擦撕拽——抱牛粪、睡野外、大雨浇透后再烤着骄阳蒸干、粗野的打闹、危险的落马、唰地跨上马鞍与鞍钉的磨砺——我的第一件蒙古袍子被磨烂了、撕破了、穿旧了，插队草原的翌年，当季节刚好轮回了一个周期以后，我暗暗吃惊地发现：自己已经两颊粗糙，袍子已经破旧褴缕，我变了。
蜕下的壳后来不知丢在哪里。可能被我家的莲花嫂子当了襁褓——第二年五一节之夜，她生下了被后人喊作五一的女孩。
蜕变期的人，若是没有那张照片，只怕也会从记忆里丢失吧。幸亏那时我们有一台一百零三元的上海牌相机，有一天模仿《静静的顿河》的插图，一人照了一张“格里高利”，而我那张，后来被我多次印在自己的作品集上。
我非常喜爱那张摄于二十岁那年夏天的，旧袍长竿，马吃草，人年轻的照片。它记录着那个时期的一切细节，特别是它记录下了我们变成牧民的纯度和自然。而那一切的重要，不用说当时的我是没有留心的；理解那一切要耗用漫长的时间和经历许多体验。
第二件袍子是布面的羔皮袍，蒙语叫“伽布卡”。由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奢侈和装饰习惯，发给我的这件伽布卡上，用的是不耐磨挂的团花紫色丝面——它的光鲜艳丽的时候早已过去，在随我进入的繁重牧业生产中，丝一根根抽落着，终于掉下一块圆圆的团花。一个月后又掉下一个。冬春的雪季结束时，前襟已经没有掉面，露出光板的羔皮。
这件使用八十张羔皮才能缝起的伽布卡，要在后日重新掉面子——后话不提，先记一下我的第三件袍子，蒙古草原上传统意味最浓的厚羊皮大袍子——“德勒”。随着一年时光的流逝，种种肤浅的表象以及经济骨架人际关系都已经浮沉稳定，穿着八张大皮的德勒的我们，渐渐也落在了自己的阶层位置之上——毫无疑问，由于没有做为游牧生产的基本细胞，即家庭的支撑，由于我们只是单身的劳动者，更由于我们的收入过于简单而支出却难以节约，那时我们成了一种总是在贫穷边缘挣扎的牧人。
用古老的牛粪青烟熏成鲜黄色的、崭新的大羊皮袍子，在呼啸的白毛风中，在茫茫雪原的蜘躇蹒跚中，一天天变黑、油污、抽缩、压薄了。
毡包的小小木扉被推开，猛地卷进寒冷的风雪和冻僵了的牧羊人。冷得已经骨头麻木，人不顾一切地靠近炉火。但是在这种时候突然闻到一股刺鼻的怪味儿。
翻来覆去地找，没有发现失火的地方。最后才看见——袖口或时弯处，羊皮袍子抽搐了一块，抽搐的中心已被烤焦。
很快烤坏的羊皮就破成洞。听任蒙古草原冬季的寒风灌进那个破洞，是难以忍受的。不补上肌肤会冻伤，所以我学会了用羊皮在袍子上打补钉。
羊皮补钉的缝法不难。剪一块羊皮，再把这块皮子四圈的毛剪掉。然后挖掉皮德勒上烤糊的皮子，包括挖掉那些虽然没有焦黑，但是已经抽搐的部分。缝时，针脚缝在剪了毛的一圈上，让羊毛堵住洞。蒙古女人缝东西是倒拿针的，她们的补钉和原来的袍子合为一体，在折皱处一块起伏；但草地上的单身汉打羊皮补钉却学不会那种倒拿针的漂亮姿势。我们不过是胡乱把皮子钉在洞上，往往缝得羊皮揪扯着不再熨贴，穿上这种补过的羊皮德勒以后，贴身经常走着一丝嗖嗖的凉意。
我的这件皮袍穿得黑乎乎的，究竟上面打着多少个羊皮补钉；已经不能算清了。只记得直到第三个冬天它还陪伴着我；那时它又黑又油，前襟完全撕烂，羊毛从破洞里露出来，新补的皮子一块连着一块。
但是它为我抵御了蒙古草原可怖的严寒。羊皮的保暖性是奇异的，哪怕是滴水成冰地冻三尺的三九四九（蒙古牧民是数九的），牧民们在羊皮德勒里面也是精身赤膊。知识青年们大多贴肉穿一件衬衫，顶多有人穿一件绒衣。由于后来它粘涂了过多的油腻，以致几次在雪地露宿，我都觉得风没有把它吹透。
在成为牧民以后的第二或者第三个冬天，我觉得这件德勒变轻了，也变薄了。记得那时总费力地回忆第一年臃肿如球，爬不上马背的情景，而且心里感到不可思议。
语言在嘴里说得愈来愈快，袍子在身上穿得愈来愈破。但是在那些与马儿、蒙语、袍子、羊群共消长的岁月里，我们的身心发生了巨大的蜕变。从体质到关于美的观念，内蒙古，赋予了我们在日后才懂得的强大基础。
（二）
在冬雪还在继续加厚变硬的时候，我的裹在那件黑黑的羊皮袍里的心，已经在幻想来年自己要争取的形象，那是不折不扣的爱美，有时幻想得居然心里作痒。
草地俗言：男要俏，一身皂。我一直盼着好好挣下工分，来年夏天到公社供销社买二十尺黑布，让嫂子和额吉给我缝一件漂亮的特里克。而且领口的里子，一定要用天蓝色，我甚至存了一小块天蓝色的布，在右胸的扣子，要设法搞到两颗银制的。然后一身黑，骑一匹黑马——关于黑骏马的发想，虽然主要来源于游牧民对于马的观点，但也有一部分是为着与这种黑袍骑手的形象相和谐。
——遗憾的是，缝一袭黑袍的愿望最终也没有实现。黑马虽说骑过，但那是哥哥阿洛华的。我拥有过黄马、青马、海骝马、白马等若干匹马，但是没有在名义上拥有过黑马。袍子也一样，虽然穿过数不清的纯粹牧民的特里克伽布卡，但是真地买布的那一次，却没有买到黑布。尤其在刚刚离开草原后的头几年，我一想起这一点心里就禁不住如涌的缺憾。在生命的青春时代，我最终也没能够看见自己可能的、也许是美的样子。
不仅黑，还有白。那时的乌珠穆沁，在夏季流行镶金银边的白布袍子，可能风习一度成为过传说。后来，有一位蒙族作家向我打听：听说乌珠穆沁穿白袍子？我很得意。但八十年代归省探亲时，牧民们却说：那是因为穷啊，现在谁穿白色！弄得我愕然无语。
其实白袍和黑袍一样漂亮。它们好像对立，却有相通的本质。夏季草原上驰过的尚白骑手，连影子都显得轻捷明亮。如果鞍上的黑衣给人一种难以捉摸的美感，那么乘马加白衣则给人一种年轻夺目的光彩。只是，对往事和历史不能苛求，当年我们没有太多的追求漂亮的余裕，那时我们达到的，主要是在粗陋穷困中，体会一些特殊的美。
比如，在穿戴着三张大羊皮缝的皮裤、八张大羊皮的德勒、十几斤重的一双毡靴、头上还必须戴皮帽的隆冬，男子们流行把袍襟系得高于膝盖。可以说男女的着装区别，就在于袍襟在膝上或是没膝。邻队吉林宝力格的小伙子们把这种时髦发展到了过分的地步一他们在严冬腊月，把巨大的羊皮德勒整个提到腰以上；让前襟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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