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承志：墨浓时惊无语
生存於复杂的时代又面临复杂的命题，人需要一种更充分的自由。特别对於作家而不是理论家的思想而言，阐述为自己良心感知的内容，特别要求环境的规矩，以限制有意的曲解和误导。可悲的是，强权的愚蠢干涉，其实往往可以成为避免误解的条件；而来自依附体制的知识份子、即鲁迅所谓智识阶级的攻击，却会导致真正的思想压迫。
当然文学就是限制中的创造。前人都是在时代的可怕限制中，完成了辉煌的业绩。因此我从来不赞同文学的政治化。今天我依然不会变我的道路为政治，我甚至不是为了抗议，而仅是为着备忘。
只是，我不知道，先贤和前驱们是否都曾经遭遇过这种命运：不仅背负着上百年的屈辱的被殖民史，不仅承受着残暴的强权压迫，还不得不与一群如同今日中国智识阶级的人同生共伍。
一
二十世纪是个发生了许多革命的时代，我本人只是一个这个时代的婴儿，就本质说并不是它的参加者。即便如此我仍然觉得，我们在追寻革命後果给我们的教训的同时，也要究明革命的原因。但是，智识阶级制造的流行思潮，在揭露旧革命的悲剧和不人道的同时，正剥夺着人拥有的权利的一种，即在压迫的极限上选择革命的、永远的权利。不仅如此，他们甚至压迫对革命的想像，压迫任何对更理想的社会的想像。
这是因为他们并不反对青睐和豢养他们的体制。他们无视特权官僚制度对民众实施的压迫和恐怖，也无视世界新体制对贫穷世界的威慑、歧视和压榨。他们一心倾倒於对西方体制的讴歌，全然不顾西方的国家富强与精神自信，乃是建立在百年来血腥的殖民史之上；也建立在贫穷国家和民族的从属、窘境、以及受辱之上。他们否认文学的天职，以及知识份子的天职本身拒绝任何从属；这种天职仅仅是表达人的自由、仅仅是向一切不平宣布正义和良心。
没有理想的和完全人道的革命。是的，革命往往与人的恶性孪生，遗留下满目的废墟和无数的悲剧。革命是被人世的苦难逼迫而诞生，并成为正义的人心的向往的；但它确实又往往在人世的腐蚀中变质，因此被人恐惧和舍弃。
在这样的革命的世纪末，总结革命和诸如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严肃性和复杂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恰恰是在这时，今天的智识阶级抡着棍子，压制着言论的自由和思想的表达。循环之後没有改变，他们一如迫害过他们的棍子前辈。
出於这样的思想，十几年来我一直思索着关於革命的问题，这个思索由於红卫兵时代的原罪即肮脏的血统论，甚至渐渐成了痛苦的内心折磨。但是今日批判血统论的危险，比起60年代的思想先驱和牺牲者所面对的，究竟有多大的改变？关於这一点，请原谅我不能更细致地论证。
1993年是毛泽东诞生一百周年。当时日本岩波书店的《世界》杂志约我写一篇纪念文。对一个作家来说，我初次体验了不能使用母语写作的滋味。由於心头的阴影，我甚至有意对一些汉字只用日文假名。对人的权利，对政敌和阶级之敌的人道，也许是毛泽东和他的时代必须面对的置疑。我对毛泽东提出这个根本的置疑，但是仍然用我的语言对他实行了必要的辩解。因为人依然可能依靠他的革命和造反思想来解放自己。
同样，我在日本出版了一部关於早期红卫兵历史的着作，我不能用中文出版。因为，无论是我对从红卫兵运动一开始就存在的，可以称作60年代的最大罪恶的血统论的自省和揭露；还是我对青年以及民众的反体制权利的坚持两点都被今日的霸权所不容。我特别强调的是，智识阶级的话语霸权。
我不从属於任何政党或运动。我拒绝一切政治形式。我仅仅用文字表达了这种思想。我认为在这种前提下我拥有一切表达的自由。但是我准备面对的是因此遭受的围攻；智识阶级在竭力教唆。昔日受难的牺牲者，会因为公开的思想，和这思想的被丑化，而觉得找到了仇敌。
我选择了使用外国语，最低限度地表达思索的方式。但即便如此也不被人放过，那些智识阶级虽然不读外语，却处处着文污蔑他们道听途说的、我对红卫兵的自省。他们竭力把我漫画成一个残馀的「四人帮」份子，企图挑起人们的误解，把我引向人们对往日悲剧的巨大仇恨。
不，我没有表达关於革命的反省的自由。
二
在前南斯拉夫的波黑地区，以及高加索的车臣地区发生流血危机时，我非常盼望读到更多的消息，但是不能。我感到不可理喻，因为多民族的中国更应该让人人都思索这种问题。自由与和平，没有比它们更重大的一对命题了。我深知中国存在着的矛盾，比起它们远远有过之无不及。中国史证明，在这类危机发生时，人常常显得更嗜血。已经迫不及待，已经千钧一发，应该及早地告诫人们，必须注意寻找未来的、共存和平和相互敬重的道路。
奇异的是，可以说是和平主义伟大导师的列夫．托尔斯泰有一本《哈吉．穆拉特》。重读时，我惊异地发现正是这位百年前的高尚作家，为我们从源流到结论地，解释和指导了车臣问题。
《哈吉．穆拉特》是一本小说，我非常想为它写一篇读後感。不用说托尔斯泰对包括车臣部在内的、高加索诸族的知识、他对伊斯兰苏菲派内部的熟悉令人感动；托尔斯泰对国家恐怖的批判基点，以及对反抗者一方的施暴的批评，还有他对脱离武力和暴力的第叁种选择的文学化描写，使我得到了深深的教益。
但是使我没有动笔的原因是，中国的一些知识人，在我的涉及中国回族的作品《心灵史》出版後，一直致力於把我丑化和漫画成一个宗教狂。时值日本发生了奥姆真理教施放毒气的事件，这个新闻使他们如获至宝，他们不求甚解就马上用来隐喻我。他们的攻击，已经离开对我的作品的哪怕是曲解，而开始编造莫须有的、所谓我的观点。无论日本的奥姆教份子，还是激烈地讨论奥姆教风波中引发的，世纪末的信仰丧失与新兴宗教社团、科学主义与迷信思潮、国家权力与宗教管理法（因毒气威胁而补订日本《破坏活动防止法》）的权限、讨论国家与自由民主之间关系的日本舆论界，都不会想到：奥姆教的放出的毒气，正在经过一些中国知识份子的扩散，窒息着艰难地维持着信仰传统的中国伊斯兰教。也许，奥姆教的最大恶行，就是它为针对中国伊斯兰教的、至少是思想上的压迫，提供了一种候补罪证。
作家蒙受怎样的命运并不值一提。我无权因为我个人的文章，使得倍受压迫的中国伊斯兰教的处境更困难。因此，我对他们对於我的批判，采取了沉默的态度。我有意回避这个题材，在整整一个1995年，没有在写作中涉及我熟悉也是我感情所系的中国回民及其宗教。1996年和1997年，大概也会大致如此。何止关於《哈吉．穆拉特》的读後感，我在许多散文中删去人的故事和思考，只留下风景描写。我为了肮脏的火不至於烧到穷苦的信仰者的身上，规避叁舍，压抑抒发，写了许多实际上是半截的文章。
我只想说：在中国，在有着长期的歧视少数民族、以国家恐怖主义压迫底层和民间信仰的历史传统的中国，在话语霸道的支撑下，大谈特谈他们根本不懂的奥姆教、原教旨，是助纣为虐，是知识份子的良心不能原谅的卑鄙行径。
同时，把在民主政治的宗教法原则下出现於二十世纪的、多如牛毛的新兴宗教团体（其中一些只是竞选的工具、漏税的公司，或黑社会式的集团）的个别犯罪，故意地与有着十亿第叁世界信者的、自久远以来就是世界文化传统之一的伊斯兰教相联系，也显示了这些智叟的无知。
应该说明：他们的原意要小得多，他们不过是对我的作品进行消毒而已。除了把我导读成一个「四人帮」主义者之外，他们的第二枪是把我宣传成一个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者。当然，甚麽叫原教旨主义，他们是不打算搞明白的。关键在於这个恶谥符合当今国人对大众传播媒介制造的、对国际伊斯教的舆论和坏形象的不求甚解的口味；这个恶谥如同密告，它翦灭着作家赖以存身的有限天地。
本来我企图以对中国伊斯兰教特别是苏菲派的介绍，来探讨中国的信仰问题。我幼稚地以为这是一条救助中国文明的有益建议。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当代的中国智识阶级为求挽救垂死的文学、保持体制给予的既得利益，以及控制中国的文化霸道语境，根本不惜牺牲民众的艰难信仰权利。
我以为，对於健康的民族而言，历史纵有浮沉，但文明的魂核一直没有受到大的伤残。在文明发生划期的更迭时，应该注重感受那些长久永恒的文化因素。我为此写作了一批与中国古代精神有关的散文，当然，我以我的个性和好恶选材，表达的也是我偏爱的情感。比如我描述了《史记．刺客列传》和它的那些家喻户晓的人物带给我的感受。
其实我还遗憾自己没有本质的创造。我不过重复前贤，甚至重复一种常识。我不过在自己的散文中提到了「清洁的精神」，歌颂了许由、屈原、荆轲、海瑞和高渐离。强调了中国古代文化中的「耻」、「信」、「义」，关系着中国的信仰，是文明的至宝。
我不能想像就是这样的旧式文字，也要被今日中国的智识阶级所不容；居然连这样一点抚旧的抒发、感受的自由，也要遭受政治告密式的批判。文化的抒情成了被诱导向恐怖的政治。我被他们漫画成「死不悔改的红卫兵」，我的宗教着作和文学散文，被说成是专制主义、民族主义的煽动。在这样的卑鄙的导读之下，我必须考虑可能的文字狱。
他们从来不引用我的原文，哪怕一个完整的自然段。久违的莫须有，居然在强权专制之外的文学评论中出现了。
不，我没有表达关於信仰的建议的自由。
三
如今的好文章如凤毛麟角。读《第十二座雕像》後，觉得真应该印发北京老百姓人手一册，把梁思成的北京古城墙环城公园的设想图，贴在北京的每一个建筑工地、每一个公共场所门口。
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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