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承志：波斯的礼物
１
关于丰富神秘的波斯文献，还是在学蒙古史的时候，最初从翁独健先生口中听到的。也许因为它不仅限于元史一隅，而是涉及了中国学术史沧桑变化的大事，以至我至今记得翁先生反复强调的神情。
清末洪钧(1839-1893，同治七年状元)出使欧洲德俄奥荷四国，目瞪口呆地发现，洋人还不仅船坚炮利而已，他们利用一种莫名的波斯国史记，在边疆等一系列领域里高屋建瓴，居然显得比中国硕儒读书还多，学问还大。洪钧意识到，使此等新学问和资料显于斯世，即是他的使命所在。
当然洪钧不可能懂得波斯语。即便后来《元史译文证补》付梓，作序者依然分不清阿拉伯文与波斯文，云“初至俄也，得拉施特书，随行舌人，苦无能译阿拉比文者，见之皆瞠目。”洪钧的读取发蒙，靠得只是二手的翻译。他只能用耳朵听，仗着一伙舌人通事，拗口劳神地一句句译着霍沃尔特(Howorth)、多桑(C.D′Ohsson)的大部头蒙古史。就这样，波斯史料，就宛如梦中影像般地进入了中国的读书人大脑。而那时，距离直接翻译如Rashid al-Din Fadl Allah(拉施特哀丁《史集》)；若Ta′rikhi Jahan gushai(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等波斯文历史巨着，还不知道尚要再等多少年时光。
洪钧是个勤勉学者。靠着转译的资料，就在公使任上他已然摊开书本考证起来，归国时已成《元史译文证补》三十卷(其中十卷腹稿)。这部书投入北京学界以后，引起了惊雷一般的轰动。头一次，中国文人不仅对自己视野之蔽塞震惊，而且对一直自傲的煌煌汉学之基础，也发生了动摇。
这个故事藏着一个简单的逻辑。蒙古的征服，既然在古代波斯的地域建立了着名的伊儿汗朝，当然就会存在着该朝的史料。那是一种僻远的存在；它存在，无论你发现与否。更使学人们震动的，是自己对那存在的——麻木的感觉。确实，在13-14世纪的蒙古人眼里，伊儿汗朝和元朝完全是平等的。
翁先生仔细地讲，后来元史界怎样分成两种潮流。由于洪钧揭破，又一次以为看见尽头的人，更加贬低《元史》价值，主张重修元史。于是屠奇着《蒙兀儿史记》，柯绍编《新元史》。《新元史》并被一些人与二十四史并列，是为所谓“二十五史”的来源。而元史界主流却因“波斯刺激”，开始捉摸史料的局限与时代的局限，开始悟到——任谁重写也不会获得完美的元史；粗糙的《元史》，正因其原始的资料性而更珍贵。
从小处说，治蒙元史，或许证补正是方法。自宏观处讲，人们认识到，洪钧已经开风气之先，学术的时代已经变了。
何止元史，知识的世界性已经棱角毕露。没有谁敢笑话洪钧的“听译”。直至翁先生时，呼唤声还在重复：要懂语言！今后不仅要念西文译本，更要直接攻读波斯文原典，要攻下一切蒙古、突厥、阿拉伯各种文字的原始资料，校勘互考，互证互补，以达到新的学术！
人们常对陈寅恪十三岁出国，十五岁公费留学，游遍东西洋，懂一二十种外语的学历艳羡不已。其实陈寅恪兄弟考取官费、少年留学履历的背景，是清末官方的识者，对语言劣势和闭塞的忧虑。
他们甚至决心从儿童抓起，彻底解决语言问题。与陈寅恪同时出国的选派生，那一期便是一百二十名。《多桑蒙古史》等名着的译者、史学家冯承钧也是十二岁被端方批准，与四十多名鄂籍同学一起被派留洋的。他先赴比利时上中学，接着就读巴黎大学和法兰西学院，一生志在沟通东西。他翻译的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Pelliot)、沙畹(E-Chavannes)等人的边疆论着，直至今日不可或缺。
“波斯”引起了一次大学习——而实际上，细心观察则会感到：当时的发愤，在不觉间悄悄有过一次置换。不知自何时起，追求的对象，却渐渐变成了西方列强的语言。英法德俄日，从此脍炙人口，而并未见多少人攻读波斯语。因为，只要精熟列强西文，便可从突厥到波斯，驰骋诸学如履平地。这个现象始自洪钧，至今未见稍歇。
也许大中华的骨子里，从来就没有多么尊重过波斯、蒙古、突厥、阿拉伯。从洪钧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忙碌的，大体上只是一个介绍和追撵西方的过程。欧洲又一次被中国人研磨切磋。欧洲列强的思想、文化、方法论、世界观，都被中国知识分子视为首要，刻苦攻读，咀嚼再三。
时代的沧桑震动，化解成了技术问题和外语问题。一度激起注意的波斯，和波斯象征的一种道路，又归回到沉默。百年之后回顾，思想史的这场变动如近代之开幕，它令人感慨不已。再回忆证补元史，那真是细枝碎节。天外雷鸣般的那声时代的呼唤，已经消失沉寂。
只是，如此姿态是一种弟子姿态，它阻挡了最独立的思考。欧洲的东方学，在被学习的过程中锤炼得更加博大，也更富于优越感。这一步宛如历史的注定，它无论如何也得迈出。
２
后来才知道，波斯的冲击在文学领域也发生过。一如文学界的性格，这儿发生的事，当然毫无元史界的拘谨，它随意而富于渲染。
我猜，老读书人更熟悉莪默·伽亚谟的译名。在他们看来，这一西域怪杰，完全可以与整个的波斯文明相匹敌。确实，这位风流诗人的绝妙“鲁拜”，引得中国人译者如蜂，兴而不衰。除了近年译自波斯文原着的张晖(1988)、张鸿年(1991)之外，从1912年起至1999年，以英译为底本，染指翻译欧玛尔·海亚姆(Omar Khayyam)四行诗(rubai-yat，柔巴依，旧译鲁拜)的中国文人，计有胡适、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孙毓棠、吴剑岚、赵宋庆、伍蠡甫、李意龙、潘家柏、黄克荪、李霁野、黄杲昕、陈次震、孟祥森、虞尔昌、柏丽——恐怕这还是不完全统计。
重译不厌的一个原因，是由于那个用着方便且大名鼎鼎的、费茨吉拉德(Edward FitzGerald)英译本。中国人的乐此不疲，也是因着欧洲人的嗜爱无止。多几本舶来绝句算什么，莪默的欧洲译本更多：它居然有32种英译本、16种法译本、12种德译本、5种意大利译本、4种俄译本；还不算什么亚美尼亚文、丹麦文、瑞典文、土耳其文和阿拉伯、乌尔都文！
放肆的剖白，明快的哲理，鲜活的句子。不知它究竟是莪默的，还是费茨吉拉德的。这些胡姬当炉的妙歌，它挑逗了中国文人的渴望和趣味，教导了他们个性解放的极致。文人们出于惊喜，争相一译，寄托自由的悲愿。它不仅是一股清风；对翻译家们来说，它若是末日洪水才好，他们盼它帮忙，冲毁压抑人性的旧中国于一个早晨——于是译笔缤纷，华章比美。
而另一种可能，洞彻波斯以及天下学术大势、获得能与欧洲人分庭讲礼的世界知识、进而建立更科学的方法论与世界观的可能——被失之交臂。
看来，历史提供给中国知识分子的可能性，并没有盼望的那么大。何止不通“波斯”象征的深重含意，即便对狭义的波斯他们也不求甚解。甚至他们不知“鲁拜”之外尚有“花园”“果园”，不知莪默前后，还有哈菲兹和毛拉维。但没有遗憾的必要，这都是时代的定然。只是，既然连胡适、郭沫若等人都不能参悟“波斯”的意味，那么，一种等待就还要继续下去。
就译文本身而言，他们翻译的，已经很难说还是原来那些柔巴依体的波斯诗歌。例如，最着名的胡适所译那首涉及“创造世界”的：
要是天公换了卿和我
该把这糊涂世界一齐打破
再磨再炼再调和
依着你的安排
把世界重新造过
此译被徐志摩以为不雅。徐以新潮诗人的自信，提出新译如下：
爱啊！假如我能勾着这运神谋反
一把抓住这整个儿塞尘的世界
我们还不趁机会把他完全捣烂
再按我们的心愿，改造他一个痛快
二人都不知道此诗未必是海亚姆手笔。他们更没有意识到，这是一首涉及“天神”的“鲁拜”，而且是一个关于造物主的题目。
他们不知道，对于波斯人来说，唤主、指主兴叹，即所谓呼天抢地固然不足为怪，但是取代主和自比造物主——即便对于弹杯纵酒、不守五功、对死板的清规教法恣情嘲笑的苏菲诗人，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在两个概念之间，有着一种最后的界限。遣词造句之际，分寸决定一切。
显然作者有过沉吟，有过挑剔选择。神的概念与主的概念，毕竟太接近了。他用了一个祆教用语yazdan(天神)，而没有与Huda(真主)一词发生干系。深浅轻重，微妙仅在缝隙之间，如边缘的舞蹈。
就中的滋味才是诗味深处，可惜译者全然不知。胡徐译中，诸如“爱啊、再磨再炼再调和、卿和我、你我的安排、还不趁机会、塞尘、谋反”，均为失真之笔。唱和固然愉悦，只是离谱太远。
言及胡适，或许该多说一句。他应该即便对“莪默”，也具备文化嗅觉。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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