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再复：钱锺书先生纪事
钱锺书先生曾对我说：“我们的头发，一根也不要给魔鬼抓住。”这是钱先生才能说得出来的天才之语，但是当我第一次听到时，身心真受了一次强烈的震撼。
钱锺书先生去世已经十年。这十年里，我常常缅怀着，也常与朋友讲述他对我的关怀，可是一直没有着笔写下纪念他的文字，仅在1999年4月间写了一篇千字短文，题为《钱锺书先生的嘱托》。写作这篇短文也是不得已，所以我在短文中首先说明了我沉默与难以沉默的理由，这也是我今天写作时需要说明的，因此，姑且把短文的前半节抄录于下：
尽管我和钱锺书先生有不少交往，但他去世之后，我还是尽可能避免说话。我知道钱先生的脾气。在《围城》中他就说过：“文人最喜欢有人死，可以有题目做哀悼的文章。棺材店和殡仪馆只做新死人的生意，文人会向一年，几年，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陈死人身上生发。”钱先生的逝世，也难免落入让人生发的悲剧。不过，人生本就是一幕无可逃遁的悲剧，死后再充当一回悲剧角色也没关系。我今天并非做悼念文章，而是要完成钱锺书先生生前让我告诉学术文化界年轻朋友的一句话。
这句话他对我说过多次，还在信中郑重地写过一次。第一次是在我担任文学研究所所长之后不久，我受所里年轻朋友的委托，请求他和所里的研究生见一次面，但他谢绝了，不过，他让我有机会应告诉年轻朋友，万万不要迷信任何人，最要紧的是自己下功夫做好研究，不要追求不实之名。1987年，我到广东养病，他又来信嘱托我：
请对年轻人说：钱某名不副实，万万不要迷信。这就是帮了我的大忙。不实之名，就像不义之财，会招来恶根的。（1987年4月2日）作为中国卓越学者的钱先生说自己“名不副实”，自然是谦虚，而说“万万不要迷信”包括对他的迷信则是真诚的告诫。迷信，不管是迷信什么人，都是一种陷阱，一种走向蒙昧的起始。钱先生生前不迷信任何权威，所以他走向高峰，死后他也不让别人迷信他，因为他期待着新的峰峦。在不要迷信的告诫之后是不是虚名的更重要的告诫，我今天不能不郑重地转达给故国的年轻朋友。
钱锺书先生的好友、我的老师郑朝宗先生在1986年1月6日给我的信中说：“《围城》是愤世嫉俗之作，并不反映作者的性格。”确乎如此，但钱先生在《围城》中所批评的文人喜作悼念文章，却也反映他内心的一种真实：不喜欢他人议论他、评论他，包括赞扬他的文章。钱先生对我极好、极信赖（下文再细说），唯独有一次生气了。那是1987年文化部艺术出版社，出于好意要办《钱锺书研究》的刊物。出版社委托一位朋友来找我，让我也充当一名编委，我看到名单上有郑朝宗、舒展等（别的我忘记了），就立即答应。没想到，过了些时候，我接到钱先生的电话，说有急事，让我马上到他家。他还特地让他的专车司机葛殿卿来载我。一到他家，看到他的气色，就知道不妙。他一让我坐下就开门见山地批评我：“你也当什么《钱锺书研究》的编委？你也瞎掺和？没有这个刊物，我还能坐得住，这个刊物一办，我就不得安生了。”他一说我就明白了。尽管我为刊物辩护，证之“好意”，他还是不容分辩地说：“赶快把名字拿下来。”我自然遵命，表示以后会慎重。第二年我回福建探亲，路经厦门时特别去拜访郑朝宗老师，见面时，他告诉我，钱先生也写信批评他。郑老师笑着对我说：“这回他着实生气了。不过，他对我们两个都极好，你永远不要离开这个巨人。”最后这句话郑老师对我说过多次，还特别在信中写过一次。1986年我担任研究所所长后，他在给我的信上说：
你现身荷重任，大展宏才，去年在《读书》第一、二期上发表的文章气魄很大，可见追步之速。但你仍须继续争取钱默存先生的帮助。钱是我生平最崇敬的师友，不仅才学盖世，人品之高亦为以大师自居者所望尘莫及，能得他的赏识与支持实为莫大幸福。他未曾轻许别人，因此有些人认为他尖刻。但他可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我与他交游数十年，从他身上得到温暖最多。1957年我堕入泥潭，他对我一无怀疑，六○年摘帽后来信并寄诗安慰我者也以他为最早。他其实是最温厚的人，《围城》是愤世嫉俗之作，并不反映作者的性格。你应该紧紧抓住这个巨人，时时向他求教。
钱先生一去世，香港的《信报》就约请我写悼念文章。他们知道我与钱先生的关系非同一般。但我没有答应。钱先生去世十年了，我还是没有写。没有提笔的原因，除了深知钱先生不喜悼文、不喜他人臧否的心性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要写出真实的钱锺书实非易事，尤其是我理解的钱先生，真是太奇特。每一个人都不是那么简单的，尤其是文化巨人，更是丰富复杂，具有多方面的脾气。我接触交往的人很多，但没有见到一个像钱先生这样清醒地看人看世界。他对身处的环境、身处的社会并不信任，显然觉得人世太险恶（这可能是钱先生最真实的内心）。因为把社会看得太险恶，所以就太多防范。他对我说：“我们的头发，一根也不要给魔鬼抓住。”这是钱先生才能说得出来的天才之语，但是当我第一次听到时，身心真受了一次强烈的震撼。我完全不能接受这句话，因为我是一个不设防的人，一个对“紧绷阶级斗争一根弦”的理念极为反感的人。但是这句话出自我敬仰的钱先生之口，我不能不震撼。后来证明，我不听钱先生的提醒，确实一再被魔鬼抓住。口无遮拦，该说就说，结果老是被批判，直到今天也难幸免。出国之后，年年都想起钱先生这句话，但秉性难改，总是相信世上只有人，没有魔鬼。
不过，出国之外，我悟出“头发一根也不能给魔鬼抓住”，正是理解钱先生世界的一把钥匙。他不喜欢见人，不喜欢社交，不参加任何会议，他是政协委员，但一天也没有参加过政协会。我们研究所有八个全国政协委员，唯有他是绝对不到会的委员。他是作家协会的理事，但他从未参加过作协召开的会议也不把作协当一回事。有许多研究学会要聘请他担任顾问、委员等，他一概拒绝。不介入俗事，不进入俗流，除了洁身自好的品性使然之外，便是他对“魔鬼”的警惕。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有人要陷害他，贴出一张大字报，揭发“钱锺书有一次看到他的办公桌上放了一本毛选，竟说：拿走，拿走，别弄脏我的书桌”。钱先生立即贴出一张大字报郑重澄清：“我绝对没有说过这句丧心病狂的话。”在当时极端险恶的“革命形势”下，如果钱先生不及时用最明确的语言澄清事实，给魔鬼一击，将会发生怎样的灾难呢？
只有了解钱先生的防范之心，才能了解他的代表作《管锥编》为什么选择这种文体，为什么像构筑堡垒似的建构他的学术堂奥。既然社会这等险恶，就必须生活在堡垒之中。鲁迅就因深明人世的险恶，所以其文也如“壕堑”，自称其行为乃是“壕堑战”，不做许褚那种“赤膊上阵”的蠢事。我读《管锥编》，就知道这是在进入堡垒、进入壕堑、深入深渊，要慢慢读，慢慢品，慢慢悟。书中绝不仅仅是如山如海的知识之库，而且还有如日如月的心灵光芒。而对文化大革命的大荒唐，他不能直说，但书中“口戕口”的汇集与曲说，则让你更深地了解人性之恶从来如此。而对“万物皆备于我”的阐释，一读便想到文化大革命中人的表现确实集狮子之凶猛、狐狸之狡猾、毒蛇之阴毒、家狗之卑贱等万物的特性。倘若再读下“几”、“鬼国”等辞的疏解，更会进入中国哲学关于“度”、关于临界点的深邃思索。有人说，《管锥编》是知识的堆积，将来计算机可替代，这完全是无稽之谈。计算机可集中概念，但绝不可能有像钱先生在汇集中外概念知识的同时，通过组合和击中要害的评点而让思想光芒直逼社会现实与世道人心。有人贬抑说《管锥编》是散钱失串，这也不是真知明鉴。不错，从微观上看，会觉得《管锥编》的每一章节，都没有一个时文必具的那种思想主题，那种进入问题讨论问题的逻辑链条（串），但是，《管锥编》却有一个贯穿整部巨着的大链条，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内在大动脉。
钱先生的防范与警惕，表现在学术上，也表现在工作上。他当了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只管一点外事。说是“一点”，是指他并非真管院里的全部外事。真管的还是赵复三和李慎之这两位副院长。但有些外国学者，特别是文学研究方面的学者，特别要求见他的，或者院部领导人认为他必须出面的，他才不得不见。我担任所长后，文学方面的来客真不少。有几次院部拟定钱先生必须出面，他应允后竟对外事局说：你们不要派人来，再复来就可以了，他不会英文，我可以当翻译。说到做到，他真的不让院里所里的外事人员陪同，由我两个单独会见。钱先生不让别人参加，就是有所提防。对于我，他则绝对放心，我多次有幸听到他在外宾面前畅所欲言。他批评丁玲是“毛泽东主义者”，被打成右派，吃了那么多苦头之后还是依然故我。说完哈哈大笑。他又表扬魏明伦嘲讽姚雪垠的文言杂文（发表于《人民日报》）写得好，说当代作家能写出这样的文言文不容易。畅开心胸的钱先生真可爱，拆除堡垒的钱先生，其言笑真让人闻之难忘。
因为钱先生的这种个性，因此常被误解为尖刻的冷人。文学所古代文学研究室的一位比我年轻的学子，有一次竟告诉我一条&ldq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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