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隐：母亲的故事
一 童年厄运
“婴儿仰望他的母亲，在母亲眼中看见他自己”。着名的精神分析学家温尼科特（Winnicott）如此诗意地描述母婴关系中母亲的重要性。母亲在亲子关系中，就如同一面镜子存在着。孩子在这面镜子中渐渐认识自己，并根据母亲的回应而渐渐形成自己的各种认同和适应，最后形成自我人格。
庐隐笔下的母亲让人心塞。特别是童年生活的一段：1898年5月4日，庐隐（1898～1934）在福建省闽侯城内降生的那天，外祖母去世了。因此，母亲认定她是一颗灾星，便把她交给奶妈喂养。婴儿时代的庐隐，从未享受过母亲甜蜜的抚爱，全家人都讨厌她。两岁时生了一身疥疮；满了三岁，还不会走路，不会说话，养成了爱哭、爱闹、拗执的脾气。这时她得了极重的热病，母亲对她完全绝望。慈母般的奶妈把她带到山清水秀的乡下，村野的空气和阳光使她很快健康起来。五岁时，父亲黄宝瑛被任命为湖南长沙知县，她回到父母的身边，准备随父亲赴任。途中，因为总是怀念着养育她的奶妈，她悒悒终日，又在船上过度哭闹，差点被父亲丢弃。
6岁时，父亲因心脏病在长沙去世。母亲把父亲历年积存的一万多两银子和一些东西变卖了，折成两万块现款，一家人到北京，依舅父家生活。舅父是力钧，曾任农工商部员外郎，还担任过慈禧和光绪御医，家里房子多，还有大花园，庐隐的表姊妹有二十来个。到北京的第二年，因母亲厌弃，庐隐不得入学，只得拜姨母为师，开始启蒙教育。
每天早晨，姨母教她一课《三字经》后，便把那间小房子反锁上，让她独自去读。待到中午，再叫她背，背不下来，便用竹板或鞭子打，有时还不给饭吃。她常常会遭到姨母的责骂和手心被打10下的惩罚。有时满面怒容的姨母托着水烟袋走了，刚刚揩干眼泪的庐隐，还得挨母亲的一顿打骂。她，永远看不到母亲的好脸色，在这个寄人篱下的家庭中，她不如婢女。
庐隐和婢女住在一起。每逢舅父家里有什么喜事或请客，母亲便把她锁在另一个院子里，怕她给家人丢脸，而她的哥哥妹妹们都打扮得像小天使，在人群中飞翔……在她九岁那年，被送到慕贞学院读小学。1911年，当时局动荡的时候，残忍的家人竟抛下庐隐和她的两个表妹而躲到天津租界去了。清王朝被推翻以后，她在大哥黄勉的帮助下，第一次开始练习作短文，由于她拼命用功，竟考上了高小。这时母亲和亲戚的脸上稍有了喜色，从此笨小鸭居然有了聪明之誉。后来她更加勤奋，不久又考取了师范预科，这使家里人备感惊奇，她的境遇才稍得改善。
“因为我自己奋斗的结果，到底打破了我童年的厄运，但这时候我已经十二三岁了，可贵的童年已成为过去，我再也无法使这不快乐的童年变成快乐……”（《庐隐自传》）这是她对自己童年一个满怀怅惘的小结。
这种家庭待遇会产生两种孩子，要么极其温顺，要么极其叛逆。
二 西斜街的初恋
她十六七岁时母亲已对她的婚事有所关注，但她害怕结婚，觉得它是一件神秘的事。
遇见林鸿俊时，是1915年。林鸿俊是姨母的亲戚，也住在舅舅家的西斜街上。他曾经是留日学生，但因父母双亡，无钱继续求学。因爱看书，常到庐隐的姨母处借书而与庐隐认识。初相识，他在她眼里是美好的：身材魁梧，体魄健壮，谈吐温雅，已近二十。但上不起学的他整天在院子里晃来晃去，大家都叫他“野孩子”。
从借一本《玉梨魂》开始，两个少年的情丝滋长。有时，在跨院小花园的葡萄架下互诉衷肠；有时，在宣纸的小信笺上，交流仰慕。这种眉来眼去，像感冒一样遮不住的小把戏，很快被表兄弟们识破，并传扬得满城风雨。
母亲与舅舅听说后十分恼火。这个少年穷困潦倒，况且门不当户不对，但恼火和丢脸也只是大人们的事——庐隐倔强任性，才不顾忌他们的感受呢！母亲无奈，每每冷脸对待林鸿俊。
林鸿俊察觉到这种尴尬和难堪，遂对庐隐说：“这几天，妈妈与舅舅都不开心，不理我。我无家无业，没有进学校，寄人篱下，是野孩子，西斜街谁看得起我？我配不上你。”
“别管这么多，我看得起你。等我毕业，到别省工作，我们就可远走高飞了。他们越反对，我越要这么干，谁也管不了。”说干就干，第二天庐隐就写信给母亲，陈明心迹——表示一定要嫁给他。
多年以后，她自己醒悟这不是爱情，而是一种侠气，看不得弱者被轻视，其中也未尝没有对自己童年被轻视的报复心理。
收到这样的信，母亲流泪了，她对弟弟说，“既然如此，我只想对他们提一个条件，就是等林鸿俊大学毕业后，才能成为我的女婿。”
经过一番准备，暑期时，林鸿俊果然考取北京工业专科学校。开学前，庐隐的妈妈在西斜街家中的院子里办了几桌订婚宴，请街上所有的亲戚参加。席间，一位亲戚站起来敬酒致贺，并豪爽地说：“林鸿俊很有志气，努力自学居然考上大学。但你双亲不在，我愿意拿出两千大洋，作为你四年的学费和膳食费。”并掏出两千元支票，笑嘻嘻地请他收下。林鸿俊料想不到会有这一出，他涨红了脸，站起来向他鞠了个九十度的躬。“谢谢！我一定好好读书，毕业后报答你的大恩。”围观的客人不禁鼓起掌来，为他们庆贺。
庐隐心满意足。此后，他们来往更亲密了，彼此感觉“愿作鸳鸯不羡仙”，“我们俩就是仙”！
转眼她毕业了，先后在北京女子中学教体育、园艺。两年后，庐隐执意要报考北京女高师，母亲极力反对。为了筹学费，同时也满怀着对离家、对漂流生活的向往，庐隐到安徽女师附小教国文、习字、历史地理一学期。
三 北京女高师时期
1919年，她从安庆考入北京女高师，插班到国文部。这是当时全国唯一的女子高等学府。这位身材短小面容黄瘦的女孩，很快在学校里崭露头角。“五四”时代的新思潮、新思想冲淡了庐隐心里的悲哀，她精神焕发，时常处于兴奋之中，废寝忘食地东奔西跑，她被选为学生会干事，积极参与社会工作。
国文部有四位女生交谊深厚，非常要好，组成了一个小集体，后人称之为“亚洲四少”。她们是庐隐、王世瑛、程俊英和陈定秀。周日的清晨，人们可以看见这几位女生穿着统一服装，从石驸马大街的学校步行到中央公园。公园里水榭两旁芳草萋萋，四位女生常仰卧其上，高声诵读诗书。庐隐的笔名原叫侠隐，有一天，突然来了灵感，在草地上，她笑称要改名叫“庐隐”。她与程俊英还常在陶然亭远眺一片兰花，微风吹过如一田麦浪，她们还常在亭前叫茶房拿一碟盐煮小花生、胡桃肉，一壶白干，学古人题壁，庐隐写新诗，程写古体诗。写到不通处，二人便哈哈大笑。日子在写意与忙碌交错里流逝。
这年“五四”后，京城学界纷纷组织同乡会，福建同乡会亦如是。于是在福建会馆的四合院，聚集起三四十位同学，中有在北京学联担任职务的郑振铎、郭梦良（弼藩）以及这几位同进同出的北女高师学生。后来，他们组成编辑小组，出版刊物《闽潮》——这本刊物成了庐隐与郭梦良悲欢离合的红娘见证。
郭梦良，北大法科学生。他的才华让庐隐一见倾心。相较之下，她发现未婚夫林鸿俊思想平庸，同她想的不一样，走的道路不一样。她说：“我羡慕英雄，我服膺思想家。”她所需要的人，不是仅仅脾气好就可以满足的。
但是爱情遇到了障碍。于庐隐，她已订婚；于郭梦良，他使君有妇。庐隐的性格够坦白，也无所顾忌，她对好友们说：“我没什么问题，退婚罢了，但郭还有点顾虑，怕舆论是非。”尽管知道庐隐听不进劝告，这班好友还是不断极力相谏。
林鸿俊来信，说自己在学校学习努力，各门功课在90分左右，还有“快毕业了，我们的愿望将实现了，可以住在一起，过仙侣生活。不管毕业后做什么工作，都要努力去做，使你的生活过得舒适些……”但是，这些话，只能让已经变心的庐隐听到庸俗。她对自己曾经的孤岛般的西斜街生活点评说：我当时被小说迷住了，眼睛只看见西斜街的小天地，没见过世面，接触的人实在太少了。
1921年秋天，林鸿俊的一封来信从山东寄到学校，说他毕业后已担任了山东糖厂工程师。对庐隐的“退婚”要求，林鸿俊设身为庐隐考虑，并不赞成。他在信中说：“……我感激你的心，远胜爱的心，不是认识你和你家的提携，我永远是个野孩子，更谈不上上大学、当工程师。我应该替你打算。如果我们能结婚，我一定千方百计使你幸福……”信中还提及自己工资150元，相当优厚；山东风景好，物价便宜，是居家的好地方。但是，“地位、收入、享受”这样的字眼，只能让庐隐更生鄙薄之情。更何况，信中那么直白地对比——“……我虽然没有什么特长，但未结过婚，永远爱你” 。她要维护起一个人，连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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