琦君：长沟流月去无声
婉若批完最后一本周记，推开本子，看看腕表，已经是深夜一时。她伸伸懒腰，打了个呵欠，觉得肚子有点饿。打开壁橱，取出饼干盒来，一摇却是空空的，才想起在屋里蜷缩了一个下午，忘了去福利社买点心了。再拉开抽屉，抽屉里一个瘪瘪的报纸小包里还剩下几粒花生米。打开来拣一粒丢在嘴里嚼，偏偏又是烂的，一股油味直冲喉鼻，不由得咳呛起来。连忙去拿开水瓶倒开水，热水瓶却只剩下小半瓶水。
倒一点在杯子里，喝了两口，一点不烫，在嘴里温吞吞冒着一股消毒药水的味儿。她最怕温吞开水，要喝就是烫烫的红茶，浓浓的，香香的，那像醇酒似的颜色更美：就不喝，捧在手上，凑在鼻子尖上闻闻都好，那淡淡的幽香曾使她的心灵沉静、陶醉。可是现在，手里却是一杯半冷不热的白开水，淋在心口上凉森森的。环视屋子里也是凉森森的。早春的深夜，从窗外涌进一阵寒意，包围了她。她真后悔，应该买个电炉放在屋里，随时可以煮点开水，再买点红茶来泡泡。唔！
红茶多好，可是她就是这么懒散。十多年的教书生活，十多年的单身宿舍生活，把她压缩得成了一架定时开放的留声机。
说话是刻板的，进出课堂时，动作是刻板的，一回到宿舍，就像蜗牛钻进了壳，蜷缩作一团，心也像一团揉绉的纸，摊也摊不平直。她不知自己为什么非住单身宿舍不可，台北有位母亲一样的姑妈，她再三地欢迎她，她就是不去，连周末玩玩也很少去，总说自己要改作业，要做礼拜，要做这，要做那。其实她是什么也不想做，有时就整整在床上躺上一天，连饭都懒得起来吃。她不去姑妈家的原因是怕她唠叨：“婉若呀，你也该打扮打扮，出去玩玩，散散心才好。年纪轻轻的，怎么变成这样。”姑妈就不止一次地这样说过她。“年纪轻轻的。”
唉！都三十四岁了，还能说是年纪轻轻的吗！从二十四到三十四，整整十年的年华悄悄逝去了。还有那位比她小三岁的表弟彬如，总用一双奇异的眼神盯着她。常常在吃饭的时候，他们面对面坐着，她怎么也躲不开他的视线。她想他一定在注视她眼角渐渐出现的皱纹了。他一定在取笑她身上又长又大灰扑扑的黑毛衣了。当他喊她表姐时，她心里好别扭。因为他的声音是那么温和而彬彬有礼，深恐喊响了会惊吓她似的。尤其是当他带了大批男女朋友回家来玩的时候，她就会像逃难似的赶紧逃回学校。她觉得她不是故意严肃，而是她的心再也活泼不起来，年青不起来了。因为，青春在这十年迷茫的怀恋中，逝去了。
她幽幽地叹了口气，叹气在她已成了一种习惯，可是当着姑妈，她就得注意，不敢随便叹气。因为姑妈会说“年纪轻轻叹什么气”？姑妈老说她年纪轻轻的，无异是对她的一种讥讽。但她知道姑妈是无心的。而且在老年人心目中，她，一个小辈总归是长不大的孩子。就是对三十一岁的彬如，姑妈也还喊他的乳名毛毛哩。有时当着客人，就把彬如急得直跺脚。“妈，你怎么啦？”说着，用眼悄悄瞟了她一眼，露出一嘴洁白整齐的牙齿笑嘻嘻地说，“表姐，你不会笑吧？”姑妈就说：“她笑什么，你们还不是一起长大的。”这一说，说得她脸烘烘的，不得不找个理由走开了。她比表弟大，小时候，表弟脸上挂着眼泪鼻涕都是她给擦的。如今表弟是国外学成归来的博士，大学知名教授。而她呢？一直沉在中学里教书，一教就是十年。表弟曾多次劝过她再出国深造，还曾为她在教育部抄来大学毕业的成绩表，但她就是打不起精神来。来台湾以后，这颗心好像一直在等待中，一年又一年的，终于，她知道他不能来了。就算他能来，他也只能偶尔来看看她，陪她散散步，在幽静的公园里坐坐。就如在西湖孤山放鹤亭中，默默对坐似的。但那时每次见面，她都像有一句最重要的话不曾对他说出来，便匆匆分手了。当时，她总以为会有机会说的，谁知一别就是这么些年，这句话永远没机会说了。不说也好，她又对自己叹了口气。纵然说了，他也不会毅然和她一同来台湾的，因为那时他已有一个家。现在，他究竟怎样了呢，他还住在那一间临湖的水阁里，悠闲地画他的荷花和竹子吗？他还能自己在屋里点起油炉煮面条吃吗？还能用古色古香的宜兴茶壶，沏一壶浓浓香香的红茶款客吗！
她就是这么恍恍惚惚地想着，越想越没个完。凄淡的月光从窗帘间泻进来，夜已很深了，脚又冷。她把热水瓶里一点剩余的水倒出来洗了脚，就上床躺下了，躺了半天，翻来覆去地仍睡不着，她又想服一粒安眠药了。服安眠药容易成习惯，彬如时常劝她不要用安眠药帮助睡眠。
“别服安眠药，多散散步，自然就睡得好了。”彬如说，接着又问她，“表姐，您为什么总不肯出去散步，换换空气？”
她对他淡淡地一笑，说不出所以然。
“从前您不是这样的人，在杭州时，您喜欢骑车，喜欢划船，喜欢爬山。记得吗？我们有一次在西湖苏堤骑车比赛，您膝盖上跌了一大块伤，结果还是您胜了。又有一次夜晚，我们划船比赛，这您就划不过我了，可是在岳坟，加入了心逸先生帮您划，你们胜了。”
他又提到心逸了。他已不止一次地提到他。心逸先生如何有学问，如何洒脱有风趣，他的荷花与竹子又是画得如何的风神飘逸。总之，他也是很钦佩心逸的。可是这次他提心逸时，语言与神情有点特别，明亮的眼神也探索似地望着她，似将照透她的心。
她掉开脸，眼睛望着空茫茫的前面说：
“尽提那些古老的事儿干吗？”
“因为您喜欢追忆，我在帮您追忆嘛。”他顽皮地逗她。
“你错了，我并不喜欢追忆，我的生活没有过去，没有将来，只有现在——扎扎实实的现在。”
“扎扎实实的现在，但愿您能如此就好。我妈总担心您还不够扎实。我也为您担心。在国外的时候，我给您写那样多信，您都很少回，就回也是三言两语，像给学生作文后面下的批语。但我不是学生，您不知道我读到那种类似‘词意畅通’、‘文情并茂’等的批语有多失望。在国外，我也是很孤单的，我渴望亲人的关切，只有妈和您的信才会使我专心读书工作。妈的信是您代写的，您那么委婉曲折地体贴妈的意思，字里行间流露出无尽的慈母之爱。而您自己给我的信呢，四个字，惜墨如金，所以，表姐，我真不了解您。”
他哪里是不了解她呢？他是太了解她，也太关切她了。这种了解与关切，给她心灵上加了一层重重的负担。她宁愿世上再没有一个人惦念她，让她无声无息，静悄悄地枯萎、消逝。因为在人世，她似已无所企盼了，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那一线几乎完全断绝的希望——心逸能来台湾。啊，心逸，你在哪里，你还无恙地活着吗？你肯试着来台湾吗？你为什么不试试看呢？许多人都出来了，你为什么不能呢？是为了妻子与爱女吗？如今，我们隔绝在两个世界里，你在我心中存亡未卜，这些年来，就是这一点点游丝似的希望在支持我，我在等你突然飞来一纸短简，告诉我你平安无恙。我在等你有一天会来到台湾。啊，心逸，只要我的手能再捏在你热烘烘的手心里，只要听你说：“婉若，你真好。”只要再一次，我就会感到无尽的幸福了。可是有这一天吗？心逸，我们能再见吗？在台湾，还是杭州西子湖畔呢？
枕边已湿透了一摊泪水。她不禁可怜自己的脆弱与落寞。
她原不是个好哭的人，尤其是当老师以后，当着学生每天得说些积极人生的励志哲学，每天得面带严肃的笑容。这笑容在她像脸上结了一层硬壳，绷得她面部的肌肉非常的疲乏。回到寝舍，才把这层硬壳剥去了，剥去后对镜子照照，面容却又如此的苍白憔悴。眼角的皱纹与嘴边两道隐隐约约的细沟，刻下了她十年无热无光的岁月。尤其是那被赞为翠黛沉沉的眉峰，与澄蓝似潭水的双眸，如今也一天天显得暗淡了。她的泪水不住地从眼角滴下来，湿透的枕头，浸得她面颊凉沁沁的。她不能再躺着了，她坐起身，望望窗外，窗外正挂着一钩淡月，把疏疏落落的树枝的影子投在窗帘上。她侧身在抽屉中取出一个玛瑙图章，默默地一遍又一遍地念着上面的篆体字：“长沟流月去无声”。这是她请心逸刻的，那一天她请他刻这枚图章时，心头是多么的兴奋、紧张与羞涩。心逸微笑点头答应她时，眼神又是多么的深情款款。他似乎在问她什么，又似乎在回答她什么，似在嘲笑她，又似在赞美她。
那眼神啊，既威严而又和蔼，既洒脱而又矜持。使她心慌，使她迷惑。使她感到幸福，也使她感到心酸。真的，她每次见了他，就会一阵阵的心酸。尤其是那一次，他答应替她刻图章的那一次。
那是一个仲夏的傍晚，落日余晖散布在浓密的林荫道上，她在课后散步上西泠印社，看看碑帖，她正在打开一部石印的苏东坡手抄的陶渊明诗在欣赏，却见心逸远远地走过来，她连忙迎上前喊：“孙先生，你也来了。”
其实她刚听完他讲词选，下课后，她一直沉浸在他读词的铿锵音调里。带着半幻梦似的心情，来到这儿，没想到他也会出现在她面前。她喊他的时候，抑制不住声音的兴奋，他也一定听出来了。她有点羞涩，脸也不免红红的。她每次面对他时，总是显得局促不安的。
“我来选一枚刻图章的石头，还买一盒印泥。你呢？”
“我只是随便看看。”她手里还捧着那部陶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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