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莹：想念杨蕾
1
9月11日，美国被恐怖分子袭击了，我很自然地想到了杨蕾，想确切地知道她在不在纽约或华盛顿。但我却无法与她联系。
其实，有时在白日里，我坐在办公室里，也会想到杨蕾。
每天做完必须做的事情后，内心那些太多的被压抑的东西变成一种隐隐的莫名的烦恼，折磨着我。我每天不同程度地感受着文明。但同时，也不同程度地感受到周围的人格泯灭和真情沦丧。在生存与发展的压力下，有点透不过气来的竞争氛围，使得本来都还善良的人互相猜忌，今天说过的话，流露出的弱点，明天就可能成为别人打击你的最有力的下手处或打你最疼的地方。谁和谁之间都有所保留。在这种环境里，在真实与虚伪的惶惑里，本来就因懒而持与世无争态度的我被逼得不得不多留意学习一些“自卫”且不得罪人家的心眼儿。有时，我被一些拍马溜须的人把玩掌中，心里被一种黑色嘲讽覆盖，我感觉活得很烦很累，还有一种悲哀和痛楚的感觉。我不管怎么努力还总是与周围格格不入。我痛苦地寻找着原因。是人们在浪漫精神越来越失去的社会中变得越来越实际么？一种烦躁影响着我内心的宁静。我一直渴望得到宁静，而宁静总只存在于烦躁之间的间隙中。
我把这种感觉说给一位与我个性很相似的女同事。她说，在我们工作的这座现代化大楼里别想找到一个能真正交心的朋友。她这样说是因为她即将要离开这座大楼去别处谋生。这时我想到了也曾是我同事的杨蕾，我们曾同在一家报社共事。那时，我们起码还能说说心里话，说说诗歌之类的文学话题呢。
2
杨蕾与我，似乎有一种缘分。我们是同一年出生的，名字也很相近，又都长着一张圆脸；我们的性格、心性也很近似，都很情绪化，都傻得让聪明人觉得有点可怜；都有一颗敏感的心，而且是像法国作家司丹达尔说的那样过分——在旁人只擦破一点皮的事情，都会使我们流血不止；我们内心深处都有一股驱散不开的浪漫魔影在作怪，随时随处对生活充满着爱，刻意营造的一种美丽，却总被人笑了去；我们都坚信坚贞的爱情，忠贞的友谊，三十几岁的人了，说来还是那样的可笑，还时而陶醉在一种自己想象的浪漫得近乎单纯的爱情；我们都很喜欢诗歌，命运把我们带到老诗人沙凌老师的身边。在一段时间里，人们常常会把我们搞错。
与杨蕾的第一次见面，是在西安市文联主办的杂志《长安》的编辑部里。那是1983年的一天下午，我随意地翻看着放在沙凌老师办公桌上的一本诗歌剪报本。本子很厚很大，贴有十几个码的整张，无论从贴的水平看还是从剪的水平看，都不怎么样。不知那边儿是用手撕出来的，还是用剪子剪出来的，豁豁拉拉，这些都影响着我的“第一感觉”。我一边翻一边自语：“这是啥诗吗！谁写的？”旁边一位穿着学生裙的女孩儿轻快地答道：“是我写的。”两人一时很尴尬。
后来，沙凌老师不客气地要求我“谦虚点”，并给我和杨蕾安排了一次走近对方的机会。
那天，沙凌老师交给我了一张字条，让我下午去一个地方。字条上写着：“钟楼饭店XXX房间牛汉”。沙凌老师让我去的时候带几首我的诗作。后来我才知道沙凌老师的这位好朋友，就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提到的赫赫有名的“七月派”诗人牛汉，现在想来那真是个千载难逢的学习机会。
我到那儿的时候，杨蕾已经在那儿了。
牛汉老师看了我写的诗，说了几句表扬、鼓励的话后，又说了几句让我和杨蕾都很丧气的话。他说：“你和杨蕾一样，现在都得注意——离妈妈远一点。我说的妈妈是指……”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才真正感觉到牛汉老师的那些话对当时的我俩来说是一针见血，说得十分及时，对我俩后来的成长十分重要。
那天，我和杨蕾在牛汉老师那儿呆了整整一下午，从饭店出来时，我俩已经比较熟悉了。
刚开始学着给自己化妆的她，这时顾作老练地指导素面朝天的我：“你的脸有点发黄，应该用用粉底霜。”我也着实太土，当时怎么也搞不懂什么叫粉底霜。
她告诉我她心爱的小狗死了。我说我养的狗儿兔儿现在都活得很好，问她要不要抱去玩玩。她伤心地讲着掩埋她的那只小狗的情形。我快乐地对她回忆着我和我的小狗、小兔子在一起的情形。
我们在钟楼旁的一个照相馆合了影。不料，再次走到大街上时，天突然下起了雨。我俩只有她随身带的一顶用来遮凉的手编草帽。她让给我戴，我坚持让她戴。最终，我俩谁也没有戴它。两个人在雨地里快乐地奔跑，碰到公共汽车就钻上去，下车后又在雨中“散步”。当走到她的宿舍时，我们已经成了两个落汤鸡了。我们换了衣服出去吃饭时，雨彻底停了。换了装的杨蕾，引起周围行人的回眸。在别人看她时，我也禁不住侧过脸看她：白色的喇叭长裤，红色的飘带纱衣，靓丽、飘逸、耀眼。
3
杨蕾和我一样爱吃水果。她吃水果的时候，很顽皮，总要把果篮里每一个果子都捏一捏，有时还要把几个都咬一口而多吃多占，最不可思议的是此时那张冲着我笑的圆脸很像正在唱甜歌的邓丽君。她一边吃一边与我对话：
“经常有人把我认作你。”
“也经常有人把我认作你。”俩人灿烂地毫无保留地大笑起来：“哈哈……哈哈……”
“你就是那个‘幼儿教师’吗？”我学着别人问我话时的样子。
“你就是贾平凹文章里的那个‘缨宁’？”她说话时似乎有点嫉妒的样子。
我说她长得更像一只美丽的狐，于是，她便以美狐自居露出妩媚的一笑，说她喜欢狐。于是，我们想起那个喜欢狐狸的鬼才作家，当下约了时间去探望贾平凹先生。
记得一次去贾平凹先生家时，我们约了在西北大学门口见面，我比她早到了二分钟。我站在大门口，远远地见她乘了一辆新得发亮的电动三轮“摩的”而来，她仍是那件飘带红纱衣。她将那辆长长的敞篷“摩的”映衬得十分漂亮甚至有点摩登。“摩的”嘎然停在我的身边，只见红衣少女轻盈地从红车上飘了过来。当时我一见那样子就笑了出来，她也笑了，我们的笑声引来路人的好一阵回眸。
那种开心的傻笑后来很少有了。我们都无法拒绝地长大了。
人这种高级动物很怕孤独，有时需要一个伴儿。我们除了打电话，有时也写写信，但她的信总很简单，字也写得歪歪扭扭。后来她简直懒得写那歪歪扭扭的信了，只是到了周末有点难熬时，她就会带一个简单的包儿，里面夹裹着两件衣服和梳妆用品来找我。
有时，在我家里呆得有点发闷，她便会给我老公留张“借条”，上写着“借你老婆XX小时”之类的话。这时，我们会一起去安危、陈长吟、安黎、朱鸿、孙见喜等朋友那里聊天。我们那阵子总不拆伴儿，有人开玩笑：“你俩怎么总是一起来，也不给我们与其中一个单独谈话、交流文学的机会。”
她的话语与思维一样是跳跃性的，是诗性的。别人大段地说话时，她在一边听，冷不丁来上一句半句，却很有感觉。
4
我们同在《侨声时报》工作的那段时间里，我可谓她闺中无话不谈的密友。我在这段时间里才对她的内心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当然，也有苦涩的笑和发自内心的深深叹息。尽管向我描述时都是随意而轻松的口吻，我也能感到其中的不轻松。她曾爱上了一个中年人，她去了他的那个城市。他的妻子和妻妹在街上截住了她。这时，好莱坞里的镜头出现了，突然来了一个骑摩托的小伙子，只见这位“两肋插刀”与她素未相识的陌生人，情急中不问三七二十一，对她喊道：“快！上车！”就把她带走了，直把她带到了他认为安全的地方才让她下车。我以为她与这个小伙子会有故事。然而，没有。于是，我认为她是有“恋大男人”情结的。
5
她身上有种淡淡的，而又沉重的忧伤。来自生活中俗气感的压抑加上爱情的幻灭，足以摧毁一个人的精神世界，尤其是女人。
“他不敢再爱我了，反正他不再爱我……”
“他虽爱着我，但我并不觉幸福……”
“爱情怎么这么难遇？”
……
“‘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名家的话竟如此自然地从我们的口中流出。
意识流一样的对话后，总有一会儿静静的沉默与感伤的情调。她虽然没说出心底那种荒漠一样的感觉，但我已经感觉到了，隐藏着的一份没有归属感的孤单，无法掩饰。从那双迷惘的眼神里仿佛看到了一个纤弱的身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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