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行:欲的满足
说来也许是值得感伤的,这更为根本的什么,或者并无价值可言。原因是,人生,扩大到生命,是自然现象的一部分,何自来,莫明其妙,有何意义,也莫明其妙。这是一面。
另一面,这现象的一部分(生活)却实实在在,并且在感知之前早已受命,只能这样而不能那样,只能向此处而不能向彼处。这用《中庸》的话说,是“天命之谓性”。天为什么命,为什么这样命,不知道,人所能做的不过是“率性”而行。想抗吗?连抗的力量和方式也不能不来自天命。说句泄气的话,至少叔本华这样看,是彻底的被动。这被动的情况,承认也罢,不承认也罢,反正不能不动。这就使我们又碰到人生问题:怎么理解才对?怎么活动才对?“天命之谓性”是一种理解。与之相连的有性的性质问题,很麻烦。为这个,孟子曾经同告子展开辩论。孟子是理想主义者,主张性善,想凭借良心以修身治国平天下。这显然是书生坐在书斋里作的白日梦。与孟子相比,荀子实际得多,由书斋走到街上,看到形形色色,于是以所见为根据,主张性恶,也就是成为教化主义者。教化,会多有实效;但是,如果性恶的想法对了,推崇教化的善念又从何而来?孟荀以后,两千几百年来,无数读书人,包括韩愈、李翱,以及几乎所有的宋元明理学家,直到戴东原和谭嗣同,都在这上面大动脑筋,因为像孟荀一样,都认为这同修身治国平天下有血肉联系。花样越来越多,如有善有恶,性善情恶,等等。现在,一般认为,反而被缺席裁判的告子(自己没有书传下来)的想法比较近真。他说:
“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孟子·告子上》)这是说,性无所谓善恶,只是受之自然的某些趋向而已。我们说这种想法只是近真,是因为它还同善恶勾勾搭搭。其实,性和善恶并没有直接关系:善恶评价的对象是意志范围内的“行(www.5a.net)为”,不是性。性是天命所定,非人力所能左右,如有生必有死,饥要食,渴要饮,有什么善恶可言?但告子终归通情达理,于水的比喻之后,还说了这样的名言:
“食色,性也。”这话值得我们深思。为什么?因为它触及人生的奥秘:不食,就不能保持己身的生命;不色,就不能保持种族的生命。总之,人生,不管说得如何天花乱坠,最基本的,最实在的,是要活,要生存。这种情况也可以说得雄伟些,是“天地之大德曰生”。生,概括,因而近于玄妙,能不能说得较质实些?古人早已这样做过,如荀子说:
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礼论》)这里最重要的是第一句的“人生而有欲”,尤其是其中的“欲”。欲是一种顽固地要求满足的力量,依照现代心理学的看法,尤其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派的看法,这就是生命的底里。欲的表现是求,求就不能不触及外界(包括人和物),于是有得,有不得,有和谐,有冲突,并且,与得失相伴,有使欲更为顽固的,使求更为有力的“感情”,如喜怒哀乐等。
这些加在一起就是“人生”。这样理解人生,性质单纯;至于表现,则芥子化为须弥,千头万绪。它还容许伸张,或说遐想,如书中自有颜如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等等,都属于此类。但不管怎样遐想,想得如何美妙,追到根柢,总是来源于欲。值得慨叹的是,欲虽然强有力,却是渺小的,即如“天地之大德曰生”的“生”,就己身说是终须结束,就种族说是难于找到保票。总之,求彻底满足,求终极意义,都会失望。这就难怪,在人生的各式各样的现象里,竟有轻生的一类;甚至提高为理论,即所谓悲观主义,如叔本华就是突出的代表。幸或不幸而绝大多数人是《吕氏春秋》一派,讲究“贵生”,至少是实际“贵生”。但是贵生,要生,就不能不碰到与生有关的种种问题,即所谓人生问题。这有来自内心的;内又不能不外,于是就成为各种性质各种形式的社会问题。所有这些问题,就性质说可以归结为:欲不得满足,或生不得遂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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