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纸海钩沉——尹薇薇
翻出三十二年前的旧作，是什么滋味？竖写横格稿纸，编辑勾画的痕迹，稚嫩而又温柔的书写……都已是迢迢往事。
一个批评者写道：驱散王蒙身上的迷雾，是必要的。非常熟悉的语言。那些年月常说的。还有叫做剥开“画皮”的。
春季多云的天气，可以叫做“暖阴”，麻雀终于又在这个城市的上空飞鸣。丁香花才盛开，便已凋谢。香椿叶老，芝麻酱面条也过了时。我养的盆花却还没有开启。
陈旧的纸。曲别针也是那个年代的。那时候你还没有出生。一个作家未发表的作品，算不算“迷雾”呢？1956年初冬的一个晚上，我写下了小说的题目：
尹薇薇
“老天……是你！这是哪一阵风吹来的？”尹薇薇惊喜无措地攥住我的手。
我惶惑中随她进去，脱掉大衣，坐在火炉旁。
“你瘦了，满脸的风尘呢！可我仍旧一眼就认了出来！”尹薇薇快乐地说。
“是哪一阵风吹来了您……”我记得这是《青年近卫军》第二版里的一句话，如果我的记忆力不错的话。法捷耶夫接受了斯大林同志的批评，第二版里加进了突出克拉斯诺顿州党的领导作用的情节。我那个时候担任着先是新民主主义后来是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基层领导工作，我完全理解布尔什维克党对于青年先锋主义的批评。
我甚至还知道托洛茨基“匪帮”最喜欢蛊惑青年人。
修改后的《青年近卫军》里加了一个“地下工作同志”马特维。柯斯季叶维奇·苏尔迦，属于第一批响应号召去帮助农村（收集余粮还是搞集体化？）的工人，后来就一直在顿巴斯各区担任和农村有关的职务。由于本人的请求，“仅仅两天以前”，党同意他留在德军占领区从事地下活动。为了寻找一个住处，他想起了李莎——叶李莎维塔·阿列克赛叶芙娜。十几年前，苏尔迦向李莎说过：“可惜我有了老婆，不然会向你求婚的。”
《青年近卫军》（第二版，中译本107页）写道：
她敌意地询问地望着这个站在她家台阶上的陌生人……“马特维·康斯但丁诺维奇……苏尔迦同志！”
她说，她的握着了门把手的手软弱无力地落了下来。“是什么风把您吹过来的？
在这种时候！……”
……马特维·柯斯季叶维奇非常镇静地、和解地说，虽然他心里的一根极细极细的弦已经给突如其来的忧伤拔动了……
我喜欢读这一段，虽然西蒙诺夫早在1957年已经着文指出，法捷耶夫对于《青年近卫军》的修改是不必要的，而法捷耶夫的自杀甚至是愚蠢的。每当读这一段的时候我就会流下泪来。
至于“惊喜无措”呀，“惶惑”呀这些词眼，似乎与鲁迅的作品有关。五十年代，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四卷本的《鲁迅选集》，我来得及得到前两卷的馈赠。
我一遍又一遍地读《呐喊》、《彷徨》和《野草》，而我的大叫着“青春万岁”的心也时而变得沉重了。
《尹蔽蔽》——名字起得可好——继续写着：
我凝视着她——她还是尹薇薇，六年来并没有变得多，卷起发边，更漂亮，更丰满了。随着目光的头一刹那接触，那久已遗忘的、无数的甜和苦的回忆一股脑儿全翻上来了。回忆搅扰我，压迫我。于是眼泪无端地上涌，于是我讲不出话。
……她引她的两个孩子见我，小女儿刚会走路。我吻他们，但是，小的那个却哭；大的男孩子穿得很阔气，推开我，又口齿不清地说：“讨厌！”
这是怎么回事？因为那时候我还未婚么？我喜欢“凝视”，却不希望视野中闯入一个骄横的孩子。我为什么要用一种暗淡的调子描写一个姑娘做了妻子，做了母亲，又做了母亲。我不喜欢孩子？我不喜欢青年人长大？青春，这究竟是一根怎样敏感的弦呢？
苏尔迦没有停留在李莎家。李莎向他发了许多牢骚，而马特维·柯斯季叶维奇（即康斯但丁诺维奇的乌克兰语发音）认为，在希特勒军队攻进来，大敌当前的时刻，李莎的牢骚是不能够原谅和理解的。总之，李莎变得“不可靠”了，瞧，就是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身上也笼罩着未必能轻易驱散的“迷雾”，何况您的经历还远远比不上苏尔迦呢？苏尔迦什么也没说便离开了她。他去找福明，去找那个叛徒去了。他自己把肉己送到了地狱里。
《尹薇薇》的第一轮编辑是一家报纸的文艺部，他们发了稿最后因为小说的调子不够高亢而决定不予采用。他们曾经不得已试图改一改，便把两个孩子改成一个孩子。尹薇薇变得只有一个孩子了。这倒与今天的计划生育政策融洽地契合了。
我喜欢“无端地上涌”这样的句子。那时候写小说的人是多么雅致温文啊！后来，我们粗暴了，粗糙了，终于粗俗了。我的女儿有时为我的粗俗而感到无地自容。
而我重读《尹薇薇》的时候，我也为小说中的“我”，这样一个多愁善感的酸溜溜的小子而惭愧害羞，我怎么会去写这样的——“鼻涕虫”！
多缺少男子汉气啊！
……我止住了滔滔不绝的话，一个人看屋子的陈设。我看见了不新不旧的桌子、椅子、茶几、收音机、盆花、柜子和柜子上大大小小的许多包袱。我看见四壁上贴满了从苏联画报上剪下来的画片，有芭蕾舞、运动会、动物园、时装。有的画片右下角盖着“××机关俱乐部”的图章。隔室传来尹薇薇的声音，似乎在埋怨，还有一个老太太的声音，似乎在生气。
尹薇薇回到这间屋子，告诉我：
“上了年纪的人真啰嗦！我给大宝买了一双小皮鞋，大宝吃饭的时候就爱把脚放在桌上欣赏自己的新鞋。这要什么紧？我妈非不许他这样，惹得大宝哭了一场……唉，摆弄孩子真麻烦！”
“柜子上大大小小的许多包袱”，“画片右下角盖着……图章。”那时候，我的讽刺仅此而已。而第一个编辑把大宝改成了大宝宝。第二个编辑又把大宝宝改成了大宝。这份旧稿子真有点“眼”呢！
美国人喜欢把脚放在桌上，倒不一定是因为妈妈给他们买了新鞋。据说脚抬高有助于血液回归心脏有助于休息。请问，我为什么不喜欢男孩子？是一种逆向俄浦狄斯情结？
而你看不出来么？那“我”对于“物”的厌恶或者干脆说是惧怕。桌子、椅子、柜子、包袱……或者像毛泽东主席喜欢用嘲笑的口吻提到的——坛坛罐罐。毛泽东教导我们说，不要怕打碎坛坛罐罐。我的一个朋友，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后期都忙于坛坛罐罐。木匠就住在他们家。他们最早做起了各式各色家具。不久，家具就显旧了。后来他在舞会上结识了一个新的女朋友。后来他们的家庭也就瓦解了。
革命因“物”的匮乏而崇高。一个老前辈常常回忆战争中他们随军转移的情景。
他近视眼。来到一条河前同志们叫他脱鞋，准备趟水过河。他脱下一只鞋，往前一放，被河水冲走了。原来他打算先放下第一只鞋好腾出手来脱第二只鞋的，却不知眼前已经是滔滔的流水。当然是在深夜。深夜行军才是革命。深夜接吻或者饮酒或者迪斯科或者睡觉却多半是反革命。六十年代我们生活在一个城市，我是他的下级。
一场连绵的暴雨漏掉了这个城市的百分之八十五的屋顶，他也临时迁移。我和几个下级为他拉运过砖块，修炉灶。那时我已经不害怕“物”了。我终于接受了坛坛罐罐。
底下的叙述使我不忍卒读：
我问：“你生活得好么？”
“我么？”她用食指指一下自己，“真没什么可说的……你申请转业吧，在部队里，不容易找爱人。你复员以后，我给你介绍……”
我皱皱眉……“我费了好大劲来找你，有一点事情呢……”
食指指自己，介绍对象，我把我当时最不喜欢的一切举动都给了尹薇薇。那时候我一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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