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高原的风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几年的中国，对于城市的芸芸众生来说，有什么事能使人感到特别幸运呢？获得奖金？小额者人皆有之，早视为理所当然，再翻两番也是不要白不要，要了白要。巨额者上哪儿领去？升官？毕竟只有为数不多的同志在考虑进入梯队，而且毕竟不是所有被考虑着都那么迷官，像官迷们用迷官的眼睛所见所想的那样。“彩票”得中？迄今只在首都发售过一次国际马拉松赛有奖参观券，售券时出动了大批民警，差点挤出人命，得头奖的机会是四万九千九百九十九分之一。碰到个知心伴侣？那是年轻人的事。再说，正如仁人志士们指出到处都有荒谬的不道德的无爱婚姻一样，到处都有更多的不准备招揽聘请第三者的一对一的成双婚配。冥冥中有个大自然规律管着呢，男女比例大致相当，有哪个少男不善钟情？
有哪个少女不善怀春？因而旷男怨女的数量总还是大大低于成年人口的百分之一、二、三，这不会影响莺歌燕舞、不是小好的比率。历次运动已经证明，这个比率是安全的。
说来说去，这些年最能让相当一部分人为之神往的事还是分到房子。要想知道分到房子住的快乐，只需看看房子不够住的苦情。要想知道分房子的重要，只需看看负责分的人是如何机关算尽、如临大敌，而要房子的人又如何费尽颜面、言语、心术。每年为分房要房，白了多少头发！
这样，一九八四年初东泉市的宋朝义分到两套房子，不是一件小事。这是一九七八年冬以来他的各种顺心的事的一个集结，一个小小的高潮，一月十四日，经过了许多扯皮、摩擦、推脱、虚惊、奔走、摊牌、等待、失望、再希望……以后，他拿到了两个单元的各三把共六把钥匙。钥匙是铝合金制作，有几道纵沟，表面上千篇一律，散发着保护油和尘土的气味，看来十分肮脏。他接到这六把脏钥匙的时候觉得高兴，却又不像预想的那么快活。
下班以后挤汽车。冬天，冷风吹着脸，车窗玻璃没有摇上来。一位乘客手提的装在尼龙网兜里的熏鸡似乎一直在啄他的大腿。他饱经沧桑，既快乐又叹息。到处都有烧鸡、卤鸡、酱鸡、扒鸡、熏鸡，还有香酥鸡。就酒喝挺好。如果屋里有暖气……
就更好。他在二路汽车等候转车等了四十三分钟，不知道是不是哪儿轧了人。
冬天，穿着臃肿，动作不灵，事故增加。其实他只需要再坐三站，步行只要二十分钟。问题是他已经把自己押在等上了，越等就越不能不等。他的脸颊冻得好像要结一层脆皮。清醒清醒。小时候他冻得尿过裤子，触及灵魂的时候他冻得把唯一供给他热能的高粱米饭吐了一地。
回家七点四十四。他稳稳地拿出钥匙，妻子和儿子雀跃。就是为了你们。面前似乎有鲜花、石阶、沙发和激光效果。就是为了我们一起住了多年的破烂农舍。心里烫烫的。吃完饭八点半，疲惫不堪，妻子儿子坚持要立即出发看房，似乎再耽搁一天房就会飞，得到钥匙以后他们发现已经等待到了极限。又转了两次车，历时五十二分。他们小心翼翼地登上楼梯，暗淡而又曲折狭窄，轻轻旋转钥匙打开了门，轻轻地打开了灯，四面都是白色的墙壁。面色也是苍白的。
乔迁志喜。留下的是电视系列片一样的一系列场面和记忆，也像电视系列片一样啰嗦、累人、不乏破绽和可疑，却仍然引诱你完成任务般地一部又一部地看下去。
儿子找了小哥儿们二十四人次帮助迁居。为了犒赏小哥儿们，父亲通过政协管理员买了四十二瓶啤酒、两瓶大曲和大批火腿、香肠、煎鱼、炸小虾和红扑扑宛如玫瑰的猪蹄。卫生间墙壁下部用砂纸打磨光净后涂上了淡绿色调和漆。客厅糊上塑料壁纸，壁纸和工是托一个停止了往来二十五年的老同学办的。为答谢他，请这位老同学到“楼上楼”吃了一席。为吃好这一席，他又找了一位二十四年来无来往的老同事。
购置液化石油气钢瓶（煤气罐）创造了辉煌的记录。东泉市煤气公司一位业务员曾经说搞到煤气罐未见得比搞到房子容易。当然是由市人大常委会和政协而不是由他所在的学校出面的。公函上写道，兹有全国人大代表、我市政协副主席、侨联副主席、社（会科学工作者）联副主席、侨眷宋朝义同志需解决煤气罐一个……他的伟大头衔写了密密麻麻好几行小字，侨眷与侨联副主席语义重复。他的本职工作——教师根本没写。而且，用侨眷的身份或用其他头衔去讨煤气罐，他不知道哪个必要，哪个羞死。后来又托了他儿子的女朋友的一位同学的姨父，只等了一星期就把煤气罐弄回。
宋朝义新分到的房子是两个单元、门对着门。大单元三室一厅、一阳台一阴台一厨房一卫生间，小单元一室一厅一阳台一厨房一卫生间。小单元基本上归儿子，厨房改成了他们一家的报刊图书资料存放室。大单元分卧室、客厅和工作室，门厅放着一个塑料贴面电镀钢腿折叠圆桌和几把电镀钢折叠弹簧软椅，时有放光，可以吃饭也可以接待一般来客。整个生活突然升了一格。在自己的两个单元里，宋朝义推开这个门走进那个门，看着这个屋的书架又打开另一个屋的写字台抽屉，他觉得新奇，觉得有趣，觉得好像走进了一个为录像而布置得生硬的房间里。
五年来的好事像排着队游过来的一串金鱼。平反，回迁，特级教师，连涨三级，出版了他撰写的关于乡村语文教学的书，布面精装本一千册。宋朝义的姐姐——赋予宋朝义以侨眷身份的“侨”偕姐夫两次回国探亲。姐姐嫁的那个开始时令宋朝义觉得压抑的“洋人”还是个不老小的人物。几乎在分到房子的同时，姐姐寄来了一笔钱。侨汇券、外汇券，人民币如虎添翼。儿子在妻子支持下采取了一整套装备新居的行动，不止一次使宋朝义心里的那根习惯了清贫日子的弦颤抖，好像是那些横冲直撞地占有了他家的地盘的陌生的家伙，那些神气十足的电冰箱、电视机、收录机、沙发、新式木器、软床碰破了他的一件什么使用多年的亲切的瓷器。
宋朝义五十四岁，五十四年来大体上没有离开过拥挤、寒伧、捉襟见肘、有时候是提心吊胆而又逆境中分外自觉善良、清白和内心平安的日子。他习惯于侍奉这样的日子像孝子习惯于侍奉辗转病榻、喜怒无常但毕竟恩泽未抿的母亲。离开这与生俱来的日子母亲，日立三开门或者夏普双声道似乎不能完全填补那种科学家认为有益、但很少人能适应的失重即失落感。
幸福可能主要是为了给别人看的。幸福大概是供参观而不是供享用的样品。
老朋友、新朋友、老关系、新关系来到了新居，赞叹此起彼伏：
已经是八个现代化，又何必二○○○！
这就叫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总算能安安生生过好日子了！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住进这样的房子，死亦瞑目矣！
最后一种反映使宋朝义觉得刺耳。什么？死？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我们的世世代代先人都是把安乐与死联系在一起。
说这个话的是老宋的至交，身高一米九的老赵。老赵的父亲曾在北洋军阀时期大富大贵，老赵无所不好，无所不能，琴、棋、书、画、摄影、京戏、大鼓、变戏法、拿大顶、抹灰、砌灶……但又无一称精。近年来他的日子也有不少改善，但改不了他那副不梳头、不系领钩、不刮脸的落魄行藏，而且一张口说话常带三分晦气。
真的？长眠＝安息。而生活，就是奋斗，就是咬紧牙关，就是承受一个又一个打击。年轻时候他看过电影《墨西哥人》，墨西哥人一声不吭地承受着雨点般落向他的头部面部胸部的拳击。扛起麻袋走在颤悠悠的跳板上真觉得再多一根稻草就能把脊椎压断。在四下透风的教室里给坐在土坯凳子上的孩子讲人生的真谛在于使别人生活得好。给儿子烤一块红瓤白薯。在煤油灯底下一边看书一边揉着眼睛里的水分。越穷还越要留下点积蓄，他又存了一百元定期。生是一种韧性啊。
如今，每天早晨在哗哗作响的喧闹的水声里洗透拖把，把洋灰地擦得像打上了蜡，新鲜的水门汀散发出一股碱腥却喜人的气息。阳光透过大幅针织编花白色窗帘照在绿色的水仙叶上。墙上挂着丝织的徐悲鸿的群马。音箱里时而传出获奥斯卡金像奖影片《爱情故事》的主题曲，大提琴的低音威严而又和暖。客人来了坐在双垫沙发上吸红双喜香烟，喝一块七一两的茶。客人走了把高雅的沙发中一一整理。似乎是飞机失事后幸存者的归家。好像是马拉松赛后运动员泡在热水浴缸里，他如释重负，闭上眼睛，长长地吐一口浊气。
又总是小有不安。他的同事，他的朋友们生活得还太艰难啊！某大报第一版报道保定市郊一所学校以重金聘请一位校长，月薪一百二十元，该消息明明说那里的农村一个普通劳动力月收入一百挂零，有技术者月收入一百三四十。这就是改善后的中小学校长的待遇，遑论教师！滨河区教育局三十余年来第一次说是要给所属学校教工分几套房子，条件是：一、夫妻双方都在本区教育系统工作五年以上。二、现家庭人口人均住房面积低于二点五平方米……听了这样的条件想上吊！
只有儿子器宇轩昂地进出新居，倒像这房子是分给儿子，老子是沾光奉陪而来的。儿子龙龙比朝义高十个厘米，活脱像他却又比他风度翩翩。他一手叉着腰走来走去地巡视、设计、组织采购、搬运和布置，脸上带着一种高傲的、嘲笑的表情，根本没有把使父亲诚惶诚恐、受宠若惊的一切放在眼里。
老宋不喜欢儿子的这种神气。居安思危。一米一粟当思来之不易。你怎么就觉得过好日子那么应当应分呢？比较起来，当年在乡村，帮着他挖菜窖和打土坯，和农民的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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