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质量的本质
——俞敏洪2010年4月25日在中国（江阴）长三角校长高峰论坛上的演讲
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同学们：
大家上午好！
今天在这里演讲，很多不安，因为我知道在座的很多是校长，都是教育专家，我是教育领域的江湖郎中，所以只能东拉西扯，谈一下我对教育的体会。我不是搞正规教育的，尽管新东方系统有中小学校，在江苏扬州投资建造了一所和江苏省南菁高级中学差不多规模的学校，有4000多名中小学生。我知道中国的公立中小学系统在全世界是最完整的，也是最强有力的系统。中国的公立学校，中小学校校长基本上都是教育专家，所以，要让我来谈教育谈质量，我只能谈我知道的一点儿东西。
我创建的中国著名的教育培训机构——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有300多个教学区，7000多名老师，大部分是英语老师，还有教语文、数理化、历史、地理等课程的老师，现在每年来到新东方学习的学生有两百多万。关于教育，我想讲的主要问题是：我们到底要把孩子培养成什么样的人？
我的女儿今年15岁，刚好处在一个最为关键的年龄阶段。当我们面对教育的时候，我们到底要培养孩子什么？是培养他们以高分进北大清华？还是培养其他很多更重要的东西？对于一个学校来说，对于一个家长来说，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这是需要考虑这些问题的。现在，从我对孩子的观察及我周围的成功人士交往来阐述要培养孩子什么。
我是老师出身，一旦进入某个人群中间我就要去分析这个人群成功或者失败的原因。
现在我在企业家人群中比较多，我就会去分析阿里巴巴的马云为什么成功，百度的李彦宏为什么成功，蒙牛的牛根生为什么成功，汇源果汁朱新礼为什么成功，联想的柳传志为什么成功。因为我和他们打交道，除了思想沟通交流以外，还会在一起开会、吃饭、聊天。我会观察他们身上的某种特征，这些人拥有什么样的特征？是因为他们受的教育太好了？考了北大清华了？还是因为他们身上有其他的特征能够使他们取得更大的成功？这些特征反过来就能引用到我们对孩子的培养上去。
我的第二个朋友圈就是政府领导，比如说我这两天来到江阴后，与市委朱民阳书记、教育局屠湘如局长等一些江阴的领导开会、聊天。大家都知道中国政府跟学校的关系是紧密相关的，会提供资源支持，有的是精神上的支持。比如在各种场合夸某个学校，虽然政府一分钱不用出，但是学校就会感到很有信心；有的时候是物质上的，像南菁高级中学这个新校区，投入四个亿来建，就是物质上的支持。
我和政治人物打交道，我也分析他们为什么会成功。大家都知道中国政府是一个大平台，一个人一旦在政府做了领导以后，他动用自己的能力为社会做贡献，或者动用自己的能力破坏社会的力量都很强大。比如说，有的城市的老百姓很喜欢这个城市的领导，但有的城市老百姓不喜欢这个城市的领导。我们做分析时，就会扯到教育上来：他是名牌大学毕业的，所以才当了领导? 还是并不是名牌大学毕业的？比如说，胡锦涛是清华毕业的，李克强是北大毕业的，我们好像可以说他们和名牌大学有关。但温家宝是北京地质学院（中国地质大学前身）毕业的，不能算是真正的名牌大学。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大学的教育和这个人有一定的关系，但不一定是决定性的。如果说名牌大学就必然出优秀的政治家，那中国的所有政府领导都应该被北大清华包了。其实北大清华也就那么几个人在当政府领导，对不对？这样分析以后，回到教育的根基上来，就是我们教育孩子们，难道分数就必然决定孩子一辈子成功？好大学就必然让一个人最后成功？我的答案是半否认半肯定。原因很简单，如果说分数考大学就决定了终身成功的话，那么也就意味着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就是分数。但是我们又发现并不是这样，还有另外一些因素可以决定这些人的成功。
是哪些因素决定了人的成功呢？我们后面会谈到。我们会发现尤其是我们的中小学教育，肯定不仅仅是分数，但现在中国的教育体制非常可惜的是，不管怎么改都是往分数方面引导。虽然我发现领导们在抱怨中国的高考，因为高考就是分数引导系统，我跟教育部的领导也反复探讨过这个问题，高考为什么不能改得更加好一点？我是一个改良主义者，不是革命主义者，对高考改革我不主张把高考推翻了重来，甚至于把高考整个体系都破坏掉，我主张高考是要坚持的，高考的模式可以进一步合理化，高考以外的其他辅助高考的手段，包括特长生招聘，像北大的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我觉得都是对高考的补充。我们不能完全否定高考，也就是说高考不要了，只要高中向大学推荐，或者说各个大学自己考就能把学生录取，这需要中国达到一个完全讲诚信不讲人情的水平，但中国两千五百多年来，诚信体系就从来没建立起来。没有建立意味着什么呢？一是做任何事情都可能会作弊，在清朝科举考试惩罚得那么厉害，只要发现作弊就被满门抄斩，但是清朝每年科举都有作弊现象。现在也是，对高考作弊的惩罚也很厉害，但依然有作弊现象，在中国人的心中好像作弊并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培育出了一个超级人情社会，既然是人情社会就会出现一个问题，这就是我和你认识了，那么我们就能够互换资源，而且常常会破坏规矩互换资源。在西方社会，你跟我认识跟你占有的资源完全无关。比如说，美国总统小布什当初曾经推荐自己朋友的孩子到耶鲁大学去读书，结果耶鲁大学校长给小布什写了一封信，坚决不用这个孩子。因为这个孩子不符合耶鲁大学的录取标准，而且把布什还骂了一顿，说你作为总统，对孩子没有判断力，你就把这样的孩子写信推荐过来，有损你这位总统名誉和形象，让美国人民对你这个总统的判断能力产生怀疑。而这封信居然登在了美国最流行的报纸上面。但是，在中国要是某个领导写一封信给校长说我要推荐某个人过来，校长就该反复掂量分量了，因为在中国上一阶层对下一阶层的命运有决定权。比如说市委书记对他手下的领导，比如说对教育局长就有决定权，局长对校长也有决定权，这是一个从上到下的社会。
还有，中国学校的校长都是行政化校长，这样就得听从上级领导，否则乌纱帽不保。我们已经讲了十年以上学校去行政化，从大学到中学，非但去不了，行政化给我们带来了很多麻烦：今天考评，明天调研。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在座的所有校长都明白，如果把行政化去掉了，你什么身份都没有了，在社会上你是什么人呢？现在的校长已经不以当校长为满足了。蔡元培那个时代，你可以说我是社会著名学者，我是大学教授，或者说我是大学校长，那个校长是被全体教授推荐出来的，本身就是一个超级身份。但是现在，我和校长们谈过这个问题，他们说一方面他们想去行政化，一方面他们不想去行政化，因为他希望自己也是个部级干部或者局级干部。
好了，拉扯了这么多，就是为了说明，中国孩子们的前途，还是靠分数说话比较靠谱。这就是说，高考制度本身已经是中国能够找到的比较公平的一个制度了。所以我不希望高考取消，只希望高考进行局部的改造。比如说我一直认为中国的高考，应该一年考两次，由学生自己选择两次考试最好的分数，去联系学校或者由学校录取。这样的话，孩子们可以相对轻松一点。
我对高考制度也有反感，来自于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我自己。我既喜欢又不喜欢高考的原因是因为我高考考了三年，就是第一年没考上，第二年没考上，到了第三年非常幸运地考上了北京大学。我第一年之所以没考上，不是因为我想去北京大学，而是因为一直受的是农村教育，本身水平不够，而且脑袋又相对比较木讷，做事情一般要比别人多加一倍的时间才能做成。我的例子，可以对这里所有的老师提个醒，就是说有的时候中等的学生不能放弃，落后的学生也不能放弃，从我身上可以看出来。现在很多人都认为我记忆能力很好，因为我曾经把《英汉双解词典》的四万多个单词全部背出来过，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一个事情。但是，我花了多少年的时间呢？我花了整整十年的时间，坚忍不拔地背，每天墙上贴的到处都是单词。我小时候记忆能力不好，小学老师要我们背语文课文，每篇课文都要背，我发现我常常是班里最后一个背完的。我的好多同学都是老师说背，稀里哗啦读几遍就背完了，然后老师用大大的红笔写一个“背”字，学生就很开心。我永远是第一天背不出来的，但是我后来发现，这样有一个好处，因为我背不出来所以我就必须老在读，我通过把这个课文读了几十遍的方式，很自然地背出来，背出来以后就忘不了了。期末考试的时候，很多同学又开始去翻课本背课文，但我每篇课文都还能记住，因为每篇课文我都花了好长时间才背出来。我从小学到中学毕业，都没有得过全班20名以上。好在我并没放弃自己。当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老师不太关注成绩好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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