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欺骗了我的妻子

　　我欺骗了我的妻子

　　——一位肿瘤科大夫对自己爱人患癌的全纪录

　　译/可恶的许

　　街灯冷清，远不比纽约。

　　在搬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六个月之后，我明白了许多道理，这便是其实一个。挡风玻璃上厚重的灰，使得原本昏暗的光线更加惨淡。在离开医院以后的第一个十字路口，我违背了自己婚礼上的两个郑重诺言；一，我开始像对待病人一样对待我的妻子。二，我向她撒了谎。

　　牛皮纸信封里装着最新的PET 扫描。随便扫一眼就不难看出妻子体内的肿块。我缓缓开着车，不停告诫自己不能对妻子说出实情，“我们得等纽约的肿瘤科医生做出诊断，我是肺病医生，看不大懂这些扫描”，我这样敷衍着。

　　PET扫描的大致原理是通过放射性元素流过身体各个脏器，测出不同细胞的活动。肿瘤细胞十分活跃，而其他细胞则不然。正如夜间从空中望向大地，如果脏器内不含肿瘤细胞，那么扫描看起来就会像夜间的爱荷华州，玉米地里一片宁静。但如果扫描结果看上去像夜晚芝加哥或者凤凰城的市中心，那就说明肿瘤细胞已经扩散开来。

　　这是六月上旬温暖的一个夜晚，也正是南美阿根廷冬季的开端。人们在街上拥挤着，匆匆归家或者觅食。这冗杂的一切充盈我们的一辈子，不留下亦不带走一丝丝的意义。穿过通往车库狭窄的过道，轮胎压迫着地面吱吱作响。妻子一言不语，我亦一言不语。我看到了她的未来，而她没有。

　　其实现在想想，她或许也看到了。

　　妻子在那以后活了短短八个月。她走的时候，我们已经回到纽约自己的家。从一个冬天转移到了另一个。

　　纽约的医生很快看到了扫描结果，且做出了诊断。回到家没过几分钟，我们就收到了医生的电话。医生从斯隆凯特琳纪念医院（Memorial Sloan Kettering Cancer Center）打来，我在这里工作了超过十年。三年前妻子在这里被确诊得了乳腺癌。

　　妻子与我在沙发上并排坐着，人手一个听筒。电话那头的医生说着许多我熟稔的词语“转移，紧急放疗，生存质量”，唯独没有提“治愈”。听到关于病情的词语越多，妻子也就渐渐在我脑海中转变成一位病人。“她的脊髓不会被压迫吗？”我迫不及待的询问医生，然后听筒里与身旁传来了妻子的声音：“那是什么？”

　　妻子的医生没有让我们等待（诊断结果）。没有温柔的旁敲侧击，没有善意的曲解现实，亦没有对恐怖真相的虚假掩饰。他忠实的回答了妻子想问却又开不了口的问题，“我们可以做很多治疗，还是有办法的。”“肿瘤可以被抑制”。“或许还可以活上几年”。“癌症到了这一步已经不能被治愈，我们医生能做的就是延长生命，保证生活质量”。换言之，妻子即将离我们而去。

　　即便今天当我我与同仁们谈论起那天的对话，不少人多少还是有点惊讶。妻子医生的直接了当并不符合一般大夫的准则，甚至有点不当。很多人告诉我通过电话谈论生死大事是医生不应该做的。当我问他们何时才是一个适当的时机（告诉病人他们得了不治之症），大多数人认为只有在几次治疗以后，肿瘤还在扩散恶化的时候，才是合理的时候告诉病人。

　　医生们认为病人们很难在听到诊断结果的时候做好心理准备接受更坏的消息：他们的人生将发生翻天覆地的转变，他们的抉择，他们对未来的追求，他们对爱人们的许诺，明确的，或者藏在心头的，将付之一炬。在这样的十字路口，医生们也不无私心。因为医生本身是由衷的希望自己是希望的火炬手，而不是死神的传令官。也正是这样的执着，使得医生永远积极的为病人寻找新的治疗方案。

　　作为一名医生，我认为医生应当坦率。但是我也知道过于直截了当的决断会使一些病人感到绝望，让病情直转而下。我也了解如果别的医生依然在尝试寄予病人以希望，直白的诊断会使病人及其家属产生疑惑。妻子的医生也许是正确的，尽管我的朋友认为他应该更委婉。但是从美国卫生部的研究数据显示，几乎所有的病人都希望医生是坦率的，即便病情严重致死。有的时候妻子会告诉我，“我不希望我的医生瞒着我的病情。”

　　我们并坐在沙发上。10厘米，是她到我的距离。穿过她的金发她的手上，是她今天刚刚做的指甲。涂满了她喜欢的暗红色。我尝试猜想妻子心中所想，她一定也在猜想我听到电话那头医生诊断的反应。她猜不到，因为我根本没有在听。

　　从外表上看来，妻子的美艳与健康，正如我17年前在巴尔的摩交响乐见她的第一面。但当我看着我亲爱的妻子，我看到了那些我纽约十楼的病人们。那些虚弱的人，那些因为肝脏衰竭而黄疸的皮肤，那些因为体内液体堆积而肿大的四肢，那些因为肾衰而导致的无精打采的面庞，止痛药，脑部转移，和那些同妻子同样年龄的女病人。

　　妻子那时候46岁。

　　也就在那时，我意识到我与妻子之间开始有了一个不能说的秘密。我看见了她的未来，她的终点，她的憔悴，她将受到的折磨与身旁的我的无助。而她看不见。

　　妻子的医生告诉我们我们应该迅速离开阿根廷返回纽约，以便开始抑制妻子脊椎的疼痛。于是我们开始陈列清单，准备归途。

　　她会一个人先回纽约。儿子还有几天就从学校结业，妻子不希望他不能参加学期末的聚会。

　　妻子的医生告诉我们无须紧张，因为治疗她的乳腺癌并不紧急。事实上，他甚至说明了因为妻子不会被治愈，所以不需要太焦虑。但是脊椎上的治疗却十万火急，因为如果肿瘤在脊柱上蔓延开来，病情将急速恶化。

　　人的脊椎就像一堆廉价的塑料筹码。如果是完整的连起来，它可以支撑极大的重量。但是如果肿瘤破坏了脊椎的平衡，脊椎就会出现列横，人也将无法直立。正因如此，妻子需要赶快回到纽约。

　　亲友们在机场迎接了她，并带她去了医院的急诊，陪她见医院的神经外科大夫。如果我们还幸运的话，大夫会告诉她脊椎无碍。如果不然，妻子将被立即被收为病人，开始输液化疗，开始拍X光片，开始打吗啡，开始住院。开始呆在在病人之地，一个我会穿白大褂游走于漫长回廊的所在。

　　在降落于肯尼迪机场四小时之后，妻子就被安排上了手术。我依然在阿根廷，儿子轻声熟睡，我盯着电视发呆，丝毫不理解眼前的节目。我向我所有的好友发送了上百封邮件与短信。“我失去了一切”，我在发给大学室友的短信中这样写道。

　　等我回到纽约，妻子的手术已经完成，漫长的夏天开始了。妻子总会在感到癌痛的时候对我形容“就像一只拳头在抓我的肠子，就像一只骡子在我的脊椎上活蹦乱跳。”我会问“你看到骡子了吗？”妻子笑而不答。一个月过去了，妻子的病情有所好转，X光显示她脊椎上的癌症已经被清除，治疗起了作用，妻子又开始生龙活虎了。

　　尽管癌症没有完全清除，但是在局部的肿瘤被清理了。妻子之后开始了内分泌治疗，一种常见的妇科病治疗方案。医生乐观的估计如果治疗起效果的话，妻子可以再活许多年。

　　从那以后妻子开始上网查询阅读那些奇迹般活了很久的乳腺癌病人，她常常对我提起一位女病人，虽然得了恶性乳腺癌，却已经活了超过14年。1994年，作家Marilyn Greenberd写过一篇文章，是关于她自己接受乳腺癌治疗时候听到的其他女病人的故事。她称那些人为“幽灵伴侣”，她们不仅活的很久，而且生活的与正常人完全一样。在作者自己焦虑不安，感到不适的时候，这群奇迹般的病人正打着网球，跑着长跑，与爱人做爱。这位活过十四年的病人正如妻子的“幽灵伴侣”，也是我的。她同时是我们的希望与敌人。

　　我们尝试回到往日稀松平常的生活，去关注生命里的小事。去海滩，看日出日落，把脚踩在水里，跪坐在沙滩。这是许多晚期病人常常做的事情，后来也成为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妻子有许多开心的日子，也有许多烦恼的日子，其实这些对于我来说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只要我们还有日子。当妻子渐渐恢复，她重返到她银行的岗位上。

　　就算是她最亲近的朋友们也难以发现病痛对妻子的改变。她还是这样一个女人，永远充满微笑，时而带着坏主意，永远富有思想。这位优雅的小肢女人总是会自嘲自己的假发套，而我也会在她脱下假发露出光头的时候和她开玩笑，说自己仿佛在与一位种族歧视者保持不正当关系。但是即便如此，在充满病人的房间里，我看到妻子的笑容逐渐改变。她嘴角上扬的弧度再不如前。或许只是比以往要低1毫米，或许是半毫米，或许更少，少到数量级无法再估量，但是我能够觉察。

　　在这个微小的变化中，我却能体会一个弥天大谎。妻子正忍受着不可言喻的痛楚，一个人默默承受着即将袭来的黑暗，感叹指日可待的未来不再有数不尽能够共度的时光。我们的日子不多了。

　　一个仲夏的夜晚，台风艾琳尚未席卷纽约，妻子告诉我她感觉很抱歉，因为她即将丢下我们。也因为知道我会感到很难过而难过。我无言以对，只能默默的说道，“我也是。”与此同时，当听到我父亲猝死的消息，妻子瞬时间哭成泪人，儿子也是，而唯独我毫无表情，我已经被生活击败的一无所有。

　　在而后早秋的一日，妻子的医生告诉我们她的“癌症指标”已经连续上升了两次。当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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