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三国志演义》
一重点掌握：
1、《三国志演义》的艺术成就。《国志演义》巨大的时间跨度、广阔的地理空间和众多的人物故事体现了民间通俗文学达到了宏大叙事的成熟。
《三国志通俗演义》描写了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前后长达百年的历史，将这百年间中国广袤大地上所发生的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和活跃于历史舞台上的重要人物都纳入小说，无论是小说内容容量，故事在时间、空间上的跨度，人物数量的众多，都达到了此前小说从未有过的宏伟规模。
《三国志演义》的一大艺术成就就在于成功塑造了众多的小说人物形象。《三国志通俗演义》一方面善于以简练的语言刻画并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另一方面，小说在写出人物不同性格特征的同时，进一步揭示了人物性格中包含的社会文化内涵，使人物成为个性鲜明，同时也具有丰富思想内涵的文学典型形象。
被毛宗岗誉为 “古今来贤相中第一奇人”的诸葛亮，“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的关羽和“古今来奸雄中第一奇人”曹操，正是这种有着很高的认识价值同时有着很高的审美价值的典型形象。
诸葛亮给人的最初印象是超群出众的智慧。他料事如神，谋划精心，长于用兵，善于治国，真正是“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如 “隆中对”为以后数十年的时局确定了基础，“空城计”吓退司马懿的几十万大军。
不过智慧虽构成了诸葛亮形象的基调，还不是这个人物性格中最深沉的内涵。诸葛亮性格中最核心的部分，是对刘备的忠心不二，对蜀汉众将的豁达大度的丞相之风，以及自己毫无私欲，对蜀汉集团“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
这使得诸葛亮不仅在智慧上超出了对手，在人格道德上也超出了当时人公认智慧与他不相伯仲的徐庶、庞统，以人品的迥异流俗而达到了一种理想化的境界，达到了中国古代所说的“贤相”的最高境界。由《三国志演义》塑造的诸葛亮，体现了民间对政治家道德品质、智慧气度、处事行政的全面要求，这样一位“贤相”在数百年来中国政治文化中所具有的影响力，至今仍不容低估。
关羽的形象包括了两个层次：一是他作为武将的雄风，二是“义薄云天”的道德品质。
前一个层次，通过“温酒斩华雄”、“过五关斩六将”等场面有精彩的描写。但是这些说到底还是为后一个层次服务的，关羽形象中更有光彩、使他在众多本领出众的武将中高出一筹、独领风骚的根本原因在于他的“义薄云天”。
所谓“义薄云天”，简而言之，是忠和义的二者兼备，和谐统一为一体。关羽的忠首先表现在与刘备的关系上。华容道上“义释”曹操就是对义气二字最生动形象的表现，正是试图以牺牲自己来体现“忠义”二字的博大精深与悲壮苍凉。明清两朝，对关羽的崇拜在民间成了一种普遍的现象，关羽由一位名将一跃而成为象征着“忠义”精神的偶像，是与《三国志演义》对他的成功塑造分不开的。
曹操是《三国志演义》写得最为成功的人物。似乎忠，似乎顺，似乎宽，似乎义 ——毛宗岗《读三国志法》。毛宗岗的评语说明曹操不仅是一个成功的文学形象，而且其性格中包含了为现实生活中简单意义的反面人物所不具备的丰富内涵。
曹操的奸诈，在小说里写来活灵活现，曹操为人行事处处露出奸诈的特征，作者完全不需要借助议论或其他方式，就能够使读者对曹操性格有切实的体认。小说第三十回“战官渡本出败绩劫乌巢孟德烧粮”，对曹操的奸诈就有一段生动传神的描写。面对从敌对阵营远道而来的故人，保持警觉完全必要，粮草事关军中机密，亦自不能轻易透露真情。但曹操对待许攸的态度，不是保守军机秘密，而是一副“兵不厌诈”的做派——既想从故友那里得到消息和帮助，又绝不希望故友了解真情，于是，初始见面时的夸张的热情，继而的虚与委蛇、充满了做作的亲密状和机密状，直到最后谎言被揭穿时的加倍诚挚之态——这里的“诚挚”自是奸诈的另一种方式，充分表现了他的奸雄本色。
曹操性格中最突出的一点是他将奸与雄这两个在道德的层面来说似乎是对立的性格因素，极为和谐而又自然地集于一身，他既是一个少有的大奸臣，身上的确又有难得的豪侠英武之气）。小说第四回“废汉帝陈留践位，谋董贼孟德献刀”，有一个写曹操杀友人吕伯奢的情节，历来都认为这是表现曹操奸诈狠毒的有代表性的段落，其中曹操所说的“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更被认为集中地反映曹操的性格。在此故事之前，作者还写了曹操的另一件事，即谋刺董卓。表现了曹操性格中的“雄”的一面，敢于冒生命危险去刺杀董卓，也是非英雄豪迈之士不能为之的。
第二章 《水浒传》
一重点掌握：
1、《水浒传》的艺术成就。《水浒传》在人物塑造方面成就突出。
（一）以精细的笔墨刻画人物是《水浒传》的一大特色，因而人物个性鲜明，各有特点。
《水浒传》描写江湖好汉的豪迈勇猛，用的却是细笔。以精细的笔墨刻画人物是《水浒传》的突出艺术成就。因为刻画细致，所以即使是性格相近的人物，也能写出各自特点。例如，鲁智深、李逵、武松等人，性格中就都有粗犷勇猛、坦率直爽的一面。但读者绝不会将他们混淆起来。
鲁智深与李逵同会“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但鲁智深的挺身而出，是在性急中有步骤，有机智，不是一味蛮干。例如他“拳打镇关西”，鲁智深发现意外打死了郑屠时， “拔步便走”，回头还指着郑屠户尸体骂道：“你诈死!洒家和你慢慢理会!”一面就“回到下处，急急卷了些衣服盘缠，细软银两，一道烟走了。”可见他发作起来势如猛虎，当中又不失理智，勇于惩恶却也善于保护自己，李逵则不然。他见了仰慕已久的宋江，便自告奋勇去江边“讨两尾活鱼来与哥哥吃”，为 “抢鱼”而与浪里白条张顺的一番大战。张顺诱得李逵上船，李逵水性不好，却鲁莽应战，老大吃亏。这种以己之短来与人之长较量的斗法，是李逵“粗卤”的个性化表现。三十九回梁山好汉劫法场中，也表现出李逵的这种不顾后果的鲁莽。武松也以粗卤著称。武松待人接物其实远比李逵有节制。得悉兄长遇害，他先暗访街坊知情者，弄清真相，更特别备下酒席，请来众邻，当众审讯潘金莲与王婆，然后录下口供，签字画押，这才安排杀潘金莲和西门庆。当然，武松凶狠程度鲁智深、李逵都不能望其项背——对潘金莲，是剖腹取心、断其首级；对西门庆，是扔到楼下，生生割下头颅。血溅鸳鸯楼等故事里，武松也保持了行事凶狠的一贯作风。
对《水浒传》善于表现性格相近人物的各自鲜明的个性，金圣叹有一段精当的总结：《水浒传》写一百八个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只是写人粗卤处，便有许多写法，如鲁达粗卤是性急，史进粗卤是年少任气，李逵粗卤是蛮，武松粗卤是豪杰不受羁靮，阮小七粗卤是悲愤无处说，焦挺粗卤是气质不好。
《水浒传》人物描写方面的又一个显著成就，是除了叱诧风云的英雄好汉以外，还写了一批活灵活现的市井小人。这些小人物非常值得重视，一方面，是在《水浒传》之前，很少能在长篇通俗小说里见到这类人物，另一方面，《水浒传》是作者将自己的视角，深入到了中国社会的底层，从社会底层发现了一批这样的小人物，他们和梁山好汉们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就使得他们成为小说里不可替代的艺术角色。
（二）《水浒传》能够结合人物处境、经历变动而写出其性格的发展变化，这在早期通俗小说中可谓独树一帜。
《水浒传》人物描写最有特点处，是能够结合人物处境、经历变动而写出性格的发展变化。早期章回小说人物性格描写相对更重视外在因素，出身、地位甚至是相貌都会影响人物性格。
林冲在遇到妻子被无端调戏、调戏者又是自己顶头上司高太尉“螟蛉之子”高衙内时，性格表现极鲜明，“先自手软了” “手软了”就是在一瞬间理性考虑的结果。
林冲中了陆谦的“调虎离山”计，高衙内趁机跑到陆家企图污辱林妻。事情过后林冲一再去找陆谦和再三回避高衙内，这两种不同的举动，无疑又是先前“举起拳头”和“先自手软”的再现。甚至在充军发配的途中，薛霸、董超对他百般虐待，他也只是低头忍受。
林冲毕竟是血性汉子，是英雄而非懦夫，他的忍让是暂时退让而绝非屈服。当林冲得知陆谦、富安奉高俅父子之命，要想结果他的性命时，遂清醒地看出自己已身陷绝境，再无退路，于是手刃仇人。等到晁盖、吴用等人上了梁山，他在火并王伦的过程中，读者看到的是与相国寺里初次露面风姿潇洒截然不同的林冲，也是与发配充军途中忍气吞声截然不同的林冲，当然，也可以说林冲其实并没有变，只是他的地位、处境、身份和心情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所以他行事的风格方式都与以前判若两人——人造就了自己的社会地位、身份，反过来这些社会的环境也造就了人，并且直接、深入地影响着人。
第三章 《西游记》
一、重点掌握：
1、《西游记》的艺术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西游记》无疑是一部艺术成就最高的神魔小说。
丰富的想象，大胆的夸张，使作品充满了浓郁的浪漫色彩。孙悟空的72变，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火眼金睛，可变化的金箍棒，可扇灭火焰山大火的芭蕉扇等等，都表现出了作者惊人的想象力。
在艺术方面最值得称道的是悟空、八戒等几个艺术形象的塑造。他们既有动物的自然属性，又有人类的思维感情，两者达到了完美的统一。猴子是比较灵敏的动物，孙悟空的外貌和动作，完全是个猴子，但他又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因此，人与猴双重属性，在悟空的身上恰好达到了和谐的统一。同样的，八戒的外形与动作都是猪，他所具有的人的思维与情感，又是比较笨拙、迟钝的，因此，人与猪的双重属性，也在八戒身上十分协调。一个是猴一样精灵的“人”，另一个是猪一样笨拙的“人”，都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
鲁迅说《西游记》“每杂解颐之言”。近世也有学者十分强调其“游戏笔墨”、“诙谐性”，作为《西游记》的艺术风格，这是十分突出的。作品中的主要角色如悟空、八戒，无论是精明或笨拙，都具有滑稽可笑的特点。作品的语言，无论是“人物”语言或叙述性语言，也都十分幽默。《西游记》的“讽刺揶揄”的效果，正是通过这种滑稽、幽默的艺术手法而实现的。
第四章 《金瓶梅》
一、重点掌握：
1、《金瓶梅》的艺术成就。《金瓶梅》的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金瓶梅》所写是一个家庭的日常生活。虽然也有一些大事件、大场面，但更多的是生活琐事，而《金瓶梅》恰恰在描写这些生活琐事中表现了高超的艺术水平。这原因主要在于真实，特别是细节描写的真实。无数的生活琐事，就像生活本身一样，有发生的原因，有发展的过程，有事情的结果。描写细腻，绘声绘色。
《金瓶梅》以高超的技巧，突出表现了每一个人物的个性特征。潘金莲、李瓶儿等都是西门庆之妾，都作为西门庆的玩物终日生活在那个罪恶的家庭之中，但是，她们都有各自的性格特点。潘金莲争强好胜、嘴尖舌快、心肠狠毒，而且是一个淫妇，一心只想拢络西门庆；而李瓶儿，却又显得较为和顺、多情，而且有些软弱。人物的性格特点，又十分符合人物的地位处境，如吴月娘，作为西门庆的妻子，却是一个几乎无情无欲的女子，她的全部生活兴趣都集中在求得子嗣的问题上。这正符合正室的地位：因为西门庆周围已经有了那么多的妾和各色女子，吴月娘已不可能以色“固宠”，她只能寄希望于得子，以巩固自己的“主母”地位。于是，她吃斋念佛，终日与尼姑在一起，形成了她特有的性格。
《金瓶梅》的语言造诣极高，一是方言的成功运用：每个人物都以方言色彩极浓的语言表情达意；二是人物语言的性格化，如潘金莲满口泼辣粗俗的语言，吴月娘尽是冷漠愚昧的语言，应伯爵口中，则充满了无耻、谄媚、下流的语言。
《金瓶梅》作为第一部文人独立创作的以家庭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金瓶梅》开始，所谓人情小说，才子佳人小说，逐步兴盛起来。正如鲁迅所说：“《金瓶梅》、《玉娇李》等既为世所艳称，学步者纷起。”例如《玉娇梨》、《平山冷燕》、《好逑传》等，纷纷问世。这些才子佳人小说，虽如鲁迅所说“大率才子佳人之事，而以文雅风流缀其间，功名遇合为之主，始或乖违，终多如意……”，（《中国小说史略》），思想意义并不崇高，但所写以情为主，在明代仍有一定文学价值。而且，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就小说艺术的积累而言，也占有一定的地位。在《金瓶梅》问世近200年后的清代乾隆年间，伟大的古典小说《红楼梦》出现了。在《红楼梦》里，可以清楚的看到《金瓶梅》对它的影响，特别是在艺术手法方面。
第五章 “三言”和“二拍”
一、重点掌握：
1、“三言”和“二拍”的艺术成就。第一，“三言”、“二拍”作品大多写的是耳目之内、日用起居之事，题材平凡，人物普通，但“三言”、“二拍”采用巧合误会的手法，把情节弄的迷离恍惚，运用复线结构，使两条线时分时合，相互交叉，把简单、平凡的故事写得摇曳多姿，做到“无奇之所以为奇”。
第二，“三言”最成功的地方表现在人物塑造上，它的一些人物如杜十娘、秦重、莘瑶琴等，都刻画得非常出色。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当然与情节的曲折、人物的语言等有关，但最引人注目的是它在细节和心理描写上的精细、独到，以此来展示人物的心理与性格。例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李甲出卖杜十娘的第二天早上，杜十娘暗暗打量李甲，竟然发现李“欣欣似有喜色”，一个细节，就将李甲的卑劣性格暴露无遗。诸如此类的描写在“三言”中比比皆是。心理描写更是细致入微，比如《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写蒋兴哥知道妻子与人有私情后，用长达五六百字的篇幅，把他内心的怒、悔、怨、痛写得丝丝入扣，人物因此血肉丰满。
第三，注意语言的通俗化，非常适宜普通人案头阅读。
“三言”、“二拍”之后的清代，虽也有大量白话短篇小说问世，但成就不仅不及“三言”，连“二拍”也赶不上。
第六章 明代戏曲
一、一般掌握：
1、明代杂剧。
2、明代传奇。
第七章 汤显祖与《牡丹亭》
一、重点掌握：
1、《牡丹亭》。牡丹亭》是明代剧作家汤显祖的代表作，与《紫钗记》、《南柯记》和《邯郸记》并称为“临川四梦”。此剧原名《还魂记》，创作于1598年。
故事梗概：此剧描写了官宦之女杜丽娘一日在花园中睡着，与一名年轻书生在梦中相爱，醒后终日寻梦不得，抑郁而终。杜丽娘临终前将自己的画像封存并埋入亭旁。三年之后，岭南书生柳梦梅赴京赶考，适逢金国在边境作乱，杜丽娘之父杜宝奉皇帝之命赴前线镇守。其后柳梦梅发现杜丽娘的画像，杜丽娘化为鬼魂寻到柳梦梅并叫他掘坟开棺，杜丽娘复活。随后柳梦梅赶考并高中状元，但由于战乱发榜延时，仍为书生的柳梦梅受杜丽娘之托寻找到丈人杜宝。杜宝认定此人胡言乱语，随即将其打入大狱。得知柳梦梅为新科状元之后，杜宝才将其放出，但始终不认其为女婿。最终闹到金銮殿之上才得以解决，杜丽娘和柳梦梅二人终成眷属。
第八章 明代诗文和散曲
一、一般掌握：
1、 “前后七子”与文学复古运动。前七子，指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和王廷相。以李、何为最著名。前七子强调文章学习秦汉，古诗推崇汉魏，近体宗法盛唐，反对充斥文坛的台阁体、八股文、理气诗，主张廓清萎靡不振、陈陈相因的诗风。在当时有进步意义。前七子多在政治上敢与权臣、宦官作斗争。尽管诗文创作成就不等，但均有一些面对现实、揭露黑暗的作品。
后七子的复古主张在很大程度上承接李梦阳等前七子的文学思想。而比起前七子，后七子在学古过程中对法度格调的讲究更趋于强化和具体化。在这一方面，作为后七子复古理论集大成者的王世贞（1526—1590）显得更为突出。他提出：“思即才之用，调即思之境，格即调之界。”（《艺苑卮言》一）进一步结合才思来谈格调。他还主张诗与文的创作都要重视“法”的准则，而“法”落实到具体作品的辞采、句法、结构上都有具体的讲究。
二、重点掌握：
1、公安派。中国明代文学流派。代表人物为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因其籍贯为湖广公安(今属湖北)，故世称公安派。其重要成员还有江盈科、陶望龄、黄辉、雷思霈等人。公安派成员主要生活在万历时期。明代自弘治以后，文坛即为前后七子所把持，他们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论调，影响极大。归有光等唐宋派作家起而抗争，但未能矫正其流弊。其后李贽、徐渭等有识之士相继对复古派提出批评，实际上成为公安派的先导。而给复古拟古派最有力打击的则是公安派。
宗道、宏道、中道被称为公安三袁。公安派的文学主张发端于袁宗道。袁宏道实为中坚，是实际上的领导人物。袁中道则进一步扩大了他们的影响。公安派的文学主张主要有以下3点：①反对剿袭，主张通变。他们猛烈抨击前后七子的句拟字摹、食古不化的倾向，主张文学应随时代而发展变化，应冲破一切束缚文学创作的藩篱。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所谓“性灵”就是作家的个性表现和真情发露。他们认为“出自性灵者为真诗”，进而强调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则不下笔。③推重民歌小说，提倡通俗文学。公安派重视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并给民歌和通俗小说以高度评价，甚至赞扬《水浒传》比《史记》更为奇变，这是和他们的文学发展观与创新论相联系的，对提高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社会地位有积极作用。公安派在解放文体上颇有功绩，所作游记、尺牍、小品很有特色，或秀逸清新，或活泼诙谐，自成一家。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消极避世，诗文所作多为身边琐事或自然景物，创作题材不够宽广，因而他们的创作实践未能达到其文学主张的理论高度。
第一章 《长生殿》和《桃花扇》
二、重点掌握：
1、《长生殿》。《长生殿》的创作过程长达十多年之久，前后易稿三次。据洪升在《长生殿例言》中所述，第一稿写于杭州，剧名《沉香亭》，中心是写李白的遭遇，大概在康熙十二年(1673)前完成。第二稿写于移家北京之后，因友人说《沉香亭》的“排场近熟”，于是删去李白的情节，改写为李泌辅佐肃宗中兴，更名《舞霓裳》，写成于康熙十八年(1679)。最后一稿，去掉李泌的情节，“专写钗合情缘，以《长生殿》题名”，在康熙二十七年(1688)完成。
洪升在《长生殿自序》中说：“余览白乐天《长恨歌》及元人《秋雨梧桐》剧，辄作数日恶”。由此可见，他深为这些作品所感动，有意在他的剧本中采用这个传统题材，发挥自己的创造性，使之有所发展。《长生殿》全剧共50出，规模宏大，内容丰富。它以李隆基和杨玉环的故事作为情节线索，广泛地展开了对当时社会、政治的描绘。作者有意识地把李、杨爱情与唐代安史之乱联系起来，写出了封建帝王和妃子的“逞侈心而穷人欲”，以致朝政败坏，藩镇叛乱，造成他们自身的爱情悲剧；同时也真实地描绘了唐代天宝年间各种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政治斗争，表现了一代王朝由盛而衰走向没落的命运。
作者成功地写出了李隆基倦于政事，耽于安乐，“弛了朝纲，占了情场”，把国家陷于苦难的深渊。他因宠爱杨玉环，而使杨家一门贵显，杨国忠专断朝政，炙手可热。为了博得妃子的欢心，不顾万里之遥，命令臣下进贡新鲜荔枝。贡使的马匹沿途毁坏了庄稼，伤害了人命，全不在意。作者把《进果》一出安排在《偷曲》和《舞盘》之间，以宫廷的享乐和人民的痛苦形成对比，大有深意。作者写出了帝王的爱情并不专一，因此李、杨之间尽管缠绵缱绻，也不可避免地出现波折和污点。七夕密誓之后，两人的爱情有所发展和巩固，然而渔阳鼙鼓已动地而来，他们终于自食苦果。为了平息御林军的愤怒，皇帝不得不在马嵬坡下牺牲妃子，以挽救他自己的政治生命。从此他感到内疚不已，晚年沉浸于痛苦之中。
作者处理杨玉环这个人物也有特色。他并不象明人传奇《惊鸿记》那样写“太真秽事”，而是写出了一个帝王宠妃的既骄纵、悍妒又温柔、软弱的典型性格。在争夺君王的爱情时，她对敌手是毫不留情的，正如她在《夜怨》一出所说：“江采苹、江采苹，非是我容你不得，只怕我容了你，你就容不得我也。”而当她得宠时，又时时不免“日久恩疏”的惊恐。作者对她既有批判，又有所同情。尽管她在马嵬坡下自尽，承担了一切罪恶，但作者并没有把安史之乱的全部罪责归之于她。《弹词》一出中，以铁笛擅名的李谟说：“休只埋怨贵妃娘娘，当日只为误任边将，委政权奸，以致庙谟颠倒，四海动摇”，也代表了作者的观点。
作者通过《贿权》、《楔游》、《疑谶》、《权哄》、《进果》等出，写出了皇帝和贵戚的穷奢极侈，宰相的弄权误国，权臣间倾轧不已，官僚们趋炎附势，志士仁人痛心疾首，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郭子仪发出感叹：“可知他朱甍碧瓦，总是血膏涂”(《疑谶》)，农夫高呼“一年靠这几茎苗，收来半要偿官赋，可怜能得几粒到肚！”(《进果》)都是代表封建社会人民的不平之鸣。
与奸相杨国忠及逆藩安禄山相对照，作者精心塑造了郭子仪和雷海青这两个出身低微的英雄人物，他们忠心报国，大义凛然。郭子仪武举出身，到京谒选，未得一官半职，然而他深怀忧国忧世之心，对现实有着清醒的认识，以天下为己任，终于在安史之乱中力挽狂澜，灭贼复国。《疑谶》一场写郭子仪酒楼买醉，作者借此倾注了自己沦落不遇、愤世疾俗的情感。雷海青是一个乐工，当面痛斥安禄山：“恨只恨泼腥膻莽将龙座渰。癞蛤蟆妄想天鹅啖。生克擦直逼的个官家下殿走天南。”并责骂那班降臣：“平日价张着口将忠孝谈，到临危翻着脸把富贵贪。早一齐儿摇尾受新衔，把一个君亲仇敌当作恩人感。”(《骂贼》)以琵琶愤击安禄山，终于慷慨捐躯，作者写来栩栩如生。可能正是因为这些唱词涉及了满族统治者，再加上《弹词》一出表现了浓厚的兴亡之感，触犯了当时的忌讳，为康熙帝和明珠等满族官僚所不喜。
《长生殿》前半部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描写，后半部则显然加强了浪漫主义的描写。作者虽然谴责了李隆基因宠爱杨玉环而致国事败坏，无法收拾，然而对他们两人的爱情悲剧却很同情。他写李隆基退位后对过去之事有所悔悟，在深宫中为思念杨玉环而无限痛苦。他让杨玉环的幽魂也知道忏悔，一直怀念上皇。由于这种“真情”’两人终于在月宫重新团圆。作者不但对李、杨两人加以美化和净化，而且特别宣扬一种“一悔能教万孽清”的思想。作者意图总结历史的教训以“垂戒来世”，指出“古今来逞侈心而穷人欲，祸败随之”。
《长生殿》是一部写得很出色的传奇戏曲。作者在广阔的社会、政治背景中来表现李隆基和杨玉环的爱情悲剧，对历史素材加以精心选择和剪裁，进行了艺术的概括、集中和虚构，使事件和人物的描写基本符合历史真实，而且全剧写得有声有色，许多场面强烈感人，把历史剧的创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作者将李、杨爱情和安史之乱两条情节线索互相纠结、发展，组织得有条不紊，在布局和结构上也作了巧妙的安排，随处可见匠心。他更发展了著名的《琵琶记》中运用的对比的手法，使宫廷内外、朝野上下、天上人间交相辉映，一齐展现在观众和读者的眼前。而皇室的享乐和人民的受难，权奸的争权夺利和有识之士的忧国忧世，上层官僚的卑劣灵魂和下层人民的崇高品质，形成强烈的对照，发人深思，是作者的用心所在。对人物的描写做到了充分的性格化，各种类型的人物都较生动，特别是对李隆基和杨玉环两人在一些场合作了细致的心理描写。曲辞优美，恪守韵调，也是本剧的显著特色。
2、孔尚任的《桃花扇》。桃花扇是清初作家孔尚任经十余年苦心经营，三易其稿写出的一部传奇剧本，共有40出，舞台上常演的有《访翠》、《寄扇》、《沉江》等几折。通过男女主人公侯方域（朝宗）和李香君的爱情故事反映明末南明灭亡的历史戏剧。所谓“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实事实人，有凭有据。”当时清初正是考据学极盛时期，影响了作者忠于历史的态度，剧本中绝大部分人物是真人真事，剧本所写的一年中重大历史事件甚至考证精确到某月某日，但由于并不是历史书籍，剧中加入故事情节，人物感情刻画，从深度和广度反映现实，并且有很高的艺术表现力，是一部对后来影响很深的历史剧。
明代末年，曾经是明朝改革派的“东林党人”逃难到南京，重新组织“复社”，和曾经专权的太监魏忠贤余党，已被罢官的阮大铖斗争。其中复社中坚侯方域邂逅秦淮歌妓李香君，两人陷入爱河，侯方域送李香君一把提诗扇，而和其“梳栊”（和妓女结婚非正式叫梳栊）。阮大铖匿名托人赠送丰厚妆奁以拉拢侯方域，被李香君知晓坚决退回。阮大铖怀恨在心。弘光皇帝即位后，起用阮大铖，他趁机陷害侯方域，迫使其投奔史可法，并强将李香君许配他人，李香君坚决不从，撞头欲自尽未遂，血溅诗扇，侯方域的朋友杨龙友利用血点在扇中画出一树桃花。南明灭亡后，李香君入山出家。扬州陷落后侯方域逃回寻找李香君，最后也出家学道。
第二章 《聊斋志异》
一、一般掌握：
1、《聊斋志异》的思想内容。蒲松龄对黑暗的封建社会有深切的体验，他在《与韩刺史樾依书》中说：“仕途黑暗，公道不彰，非袖金输璧不能自达于圣明，真令人愤气填胸，欲望望然哭向南山而去！”《聊斋志异》正是作者借鬼狐花妖故事寄托“孤愤”的作品。 蒲松林笔下的很多狐女形象，不仅容貌美丽，而且往往显示着纯真、善良和有才干的人格。这些美丽、纯正、善良而有才干的狐女，都是作者倾注了极大的爱而塑造成功的形象。作者赞美她们，歌颂她们，正表达了对人世丑恶的大胆的否定。这个否定，就是对明末清初乃至整个封建社会的深刻的批判。这是贯穿于《聊斋志异》全书的主题。
二、重点掌握：
1、《聊斋志异》的艺术成就。《聊斋志异》在艺术上集志怪与传奇之大成，“用传奇法，而以志怪”。
《聊斋志异》所写，虽“不外记神仙狐鬼精魅故事”，近于传统的志怪，但“描写委曲、叙次井然”，全是传奇笔法，因此，“聊斋故事”不仅异常曲折动人，而且有极强的艺术真实感。人狐虽为异类，但在蒲松龄的笔下，他们的交往，都构成一个个感人的传奇故事，“变幻之状，如在目前”、“出于幻域，顿入人间”。
在《聊斋志异》四百九十余篇作品中，塑造了大量的艺术形象，或人或仙，或鬼或狐，无不在极其简洁的描述中表现出鲜明而生动的个性。例如《青凤》中的青凤，《婴宁》中的婴宁等等，虽然都是年轻的女性形象，但是前者感情缠绵，行为谨慎；后者天真爽朗，无拘无束；个性突出，绝不雷同。
《聊斋志异》的文章，典雅而明快。无论是叙述故事或写人物对话，都极简洁而富于表现力。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聊斋志异》的艺术成就作了这样的分析：
《聊斋志异》虽亦如当时同类之书，不外记神仙狐鬼精魅故事，然描写委曲，叙次井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变幻之状，如在目前；又或易调改弦，别叙畸人异行，出于幻域，顿入人间；偶叙琐闻，亦多简洁，故读者耳目，为之一新。
《聊斋志异》之后，颇多模仿之作，但成就不高。纪昀（1724—1805，字晓岚，河北献县人）的《阅微草堂笔记》是一部影响较大的作品，其主要成就如鲁迅所说：“隽思妙语，时足解颐，间杂考辨，亦有灼见”。
第三章 《儒林外史》
一、重点掌握：
1、《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儒林外史》善于将讽刺对象的喜剧性与真实性结合起来。讽刺的生命在于真实。如果文字的真实性都受到了怀疑，那么这样的讽刺就无所谓艺术了。吴敬梓尽量的描写了一个真实的世界，当然这种真实是艺术的真实，而不是事实上的真实。吴敬梓笔下的人物或许没有实实在在的存在过，但是那些事情却是实实在在的存在过，平时我们或许会觉得这些事情司空见惯，但是一旦被作家用艺术的笔法了写出来，我们就会突然觉得这些事情是那么的有意思，充满了启发性。
其次，《儒林外史》还善于将讽刺对象的喜剧性与悲剧性结合起来。讽刺不是简简单单的喜剧，简简单单的喜剧就只是小丑的把戏了。《儒林外史》的成功之处在于吴敬梓不仅仅是在写喜剧，同时也在写悲剧，将悲剧融入了喜剧之中，让读者在笑过之后，突然间感受到了文字中所蕴含的深深的哀伤。从而将讽刺的艺术提升，达到升华。
再次，对照法和夸张法的运用。（1）它让人物用自己的行动去否定自己的谎言，使冠冕堂皇的言辞与卑鄙龌龊的行为，成鲜明的对照，从而将深藏于人物心灵深处的卑污揭示出来，造成强烈的讽刺效果。（2）作者往往让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情况下对待同一对象采取不同的甚至完全矛盾的态度，造成强烈对照，从而产生喜剧效果。（3） 作者善于对人物的最富特征的细节进行夸张的描写，即把某种需要的东西延伸放大，以揭示出这个人物的真实面目。
第四章 《红楼梦》
一、重点掌握：
1、《红楼梦》的思想内容。《红楼梦》以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之间的恋爱婚姻悲剧为主线，描写了以贾家为代表的四大家族的兴衰，揭示了封建大家庭的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表现了封建的婚姻、道德、文化、教育的腐朽、堕落，塑造了一系列贵族、平民以及奴隶出身的女子的悲剧形象，展示了极其广阔的封建社会的典型生活环境，曲折地反映了那个社会必然崩溃、没落的历史趋势。作品还歌颂了贵族的叛逆者和违背封建礼教的爱情，体现出追求个性自由的初步的民主主义思想，并深刻而全面地揭示了贾、林、薛之间爱情婚姻悲剧的社会根源。但由于历史的局限，作者在写出封建大家族没落的同时，也流露出惋惜和感伤的情绪，蒙有一层宿命论和虚无主义的色彩。
贾宝玉是小说的中心人物。作为荣国府嫡派子孙，他聪明灵秀，是贾氏家族寄予重望的继承人。但他的思想性格却促使他背叛了家庭。其性格的核心是平等待人，尊重个性，主张各人按照自己的意志自由生活。在他心里，人只有真假、善恶、美丑的划分。他憎恶和蔑视世俗男性，亲近和尊重处于被压迫地位的女性。与此相连，他憎恶自己出身的家庭，爱慕和亲近那些与他品性、情趣相投而出身、地位寒微的人物。贾宝玉对个性自由的追求，集中表现在爱情婚姻方面。封建的婚姻要听从父母之命，取决于家族的利益。可是贾宝玉一心追求真挚的思想情谊，毫不顾及家族的利益。他和林黛玉相爱，是以含有深刻社会内容和深厚的思想感情为基础的。这种爱情与封建主义的矛盾，又推动他步步克服自身的劣点和弱点，日益发展他进步的、叛逆的思想性格。但他的思想并未达到否定君权、族权亦即封建主义统治权的高度。他所深恶痛绝的，正是他所仰赖的。他无法与封建主义统治彻底决裂，又不可能放弃自己的民主主义思想要求。因而他的出路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最后只能到虚无缥缈的超现实世界中去。
林黛玉是一个比贾宝玉更多一些悲剧色彩的艺术典型。她出身在一个已经衰微的封建家庭。封建礼教和世俗功利对她的影响有限得很，她保持着纯真的天性，敢爱敢恨，我行我素，很少顾及后果得失。因父母相继去世，她不得不寄居在声势显赫的荣国府里。环境的势利与恶劣，使她自矜自重，警惕戒备；用直率与锋芒保卫自我的纯洁，免受轻贱和玷辱。在这个冷漠的环境中，宝玉是她唯一的精神寄托，她执着而强烈地向宝玉要求彼此知心、忠于自我的严肃专一的爱情。但两人的恋爱注定是一个悲剧。因为它违背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制度，恋爱的叛逆思想内核又与整个封建主义相冲突，触及封建家庭的根本利益，毫无调和余地。终于，林黛玉怀抱纯洁的爱和对环境的怨愤永远地离开了尘世，实现了她的誓言：“质本洁来还洁去”。
薛宝钗出身在一个豪富的皇商家庭，性格本质与林黛玉截然不同。她们都同样博览诗书，才思敏捷，但林黛玉一心追求美好丰富的精神生活，而薛宝钗却牢牢把握着现实的利益，孜孜以求的是富贵荣华。薛家母子3人在贾家长期住下的用意是要实现薛宝钗与贾宝玉的金玉良姻。薛宝钗虽然得不到贾宝玉的爱情，但却握有实现婚姻的优势。她以自己的人品和才干，逐渐在封建家长的心目中造成了“宝二奶奶”非她莫属的牢固地位；再加上薛家拥有贾家所急缺的财富，她所追求的婚姻势在必成。然而“金玉良姻”只是徒具形式的婚姻，这种婚姻的成功意味着薛宝钗悲剧的开始。
《红楼梦》在艺术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2、《红楼梦》的艺术成就。《红楼梦》在艺术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它综合了其他艺术—诗词、戏剧、绘画、建筑等的手法和优点，极大地丰富了小说的表现力。
一、《红楼梦》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形象塑造进行了一次历史性的总结，塑造出一大批高度个性化的艺术典型，从而完成了具有中国古代民族特色的现实主义人物艺术的发展历程。
1、《红楼梦》完全改变了以往小说人物类型化、绝对化的描写，写出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丰富性。作者严格依照生活的本来面目进行创作，“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他笔下的人物往往“正邪两赋，善恶相兼”，大都是多侧面、多棱角、多变化的圆形人物，真正打破了“恶则无往不恶，美则无一不美”的传统人物描写模式。
2、《红楼梦》写出了人物形象的独特性格，人各一面，毫不雷同。书中所写多为年轻女性，年龄、身份、教养、生活环境相近，作者以其精湛的技巧塑造了一批同中有异的艺术典型。之所以能达到如此效果，与作者创造性地运用了多种表现手法有关。第一，打破以往小说的传奇性特征，通过日常琐屑的生活细节，对主要人物的独特性格反复皴染。第二，借助于对比与映衬手法，使人物既立体、丰富，又鲜明、独特。作者不仅使那些性格不同的人物在对比中显得异常分明，而且能使那些性格相似的人物显出各自的独特性。第三，通过环境描写和气氛渲染衬托人物个性。
3、在《红楼梦》之前，中国古代小说的心理描写相当薄弱，《红楼梦》在人物内心世界的开掘上却最见功力。作者运用多种方式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形神毕现，入木三分，成功地揭示出人物的精神世界和内心深处种种隐微曲折的情感。有时是直接以内心独白的形式将人物的所思所想剖析得细致入微；有时是将人物的心理活动外化为具体可感的、确定性的动作、语言和景物，以之来间接地传达人物的心理；有时还将笔触深入到梦境和潜意识的层面，使心理写实和主观表意相结合。《红楼梦》代表着中国古代小说心理描写的最高成就。
二、《红楼梦》工于叙事，彻底摆脱了说书体通俗小说的模式，极大地丰富了小说的叙事艺术，为小说能真实地反映丰富复杂的社会生活和生动地刻划众多的人物性格，找到了理想的艺术形式。
1、写实与诗化相融合的叙事风格。《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写实小说，又是一部表意性很强的诗体小说，它既显示了生活的原生态又充满诗意朦胧的甜美感，既是高度的写实又充满了理想的光辉，从而形成了其独特的叙事风格，即写实与诗化的完美融合。整部小说雄丽深邃而又婉约缠绵，既直面现实人生，有人情世态的充畅刻绘，又富于意韵雅趣，有真挚浓郁的感情色彩。这样就真正在新型的叙事文学体制中实现了化俗为雅，雅俗兼容，提高了小说的艺术品位，又实现了古代叙事文学与抒情文学艺术传统的融合创新。
2、浑然一体的网状叙事结构。《红楼梦》彻底突破了古代长篇小说单线结构的方式，采用了多条线索齐头并进、交相连结又互相制约的网状结构。全书由神话世界、理想世界和现实世界构成一个立体交叉的宏大结构，把众多的人物和纷繁的事件组织在一起。同时书中的每个事件无不百面贯通，筋络相连，都有它的来龙去脉；各个事件互为因果，连环勾牵，毫不间断。可以说，《红楼梦》是作者用生活的彩线织成的一幅艺术巨锦，巧夺天工而又自然浑成。
3、转换灵活的叙事视角。在叙述者问题上，《红楼梦》突破了说书人叙事的传统，作者与叙述者开始分离，作者退隐到幕后，由作者创造的虚拟化以至角色化的叙述人来叙事，在中国小说史上首次自觉采用了颇有现代意味的叙述人叙事方式。在叙事角度问题上，作品创造性地运用叙述人多角度复合叙述，取代了说书人单一的全知角度的叙述，这样既使叙述视角灵活多变，又有利于多层次、多角度地刻划人物。
三、《红楼梦》是中国古代小说中语言艺术成就最高的作品。它以当时北方口语为基础，融汇了古典书面语言的精粹，经过作者苦心营构，穷力追新，形成了简洁纯净、洗练自然、准确精美、具有浓厚生活气息和强烈感染力的文学语言。它的叙事语言平实自然，通俗生动，富有立体感和表现力。它的人物语言能准确地显示人物的身份和地位，能形神兼备地表现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具有高度的个性化。《红楼梦》的语言确实是中国古代文学中最成熟、最优美的语言。
第五章 清初至清中叶其他长篇小说
一、重点掌握：
1、《镜花缘》。《镜花缘》是中国文学史上惟一的一部熔幻想小说、历史小说、讽刺小说和游记小说于一炉的文学巨著。作品以武则天开设女科为背景，透过落第秀才唐敖游历海外各国的奇遇，把读者引入一个光怪陆离、五彩缤纷的奇妙世界。内容新颖，格调独特，情节离奇，文字优美，寓庄于谐，意味深长。
《镜花缘》是清代小说家李汝珍的代表作品，李汝珍花了10年心血才完成的。 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清人李汝珍将费时十数载写就的《镜花缘》稿交由苏州一刻坊刊行。以后几十年，七次刊行。《镜花缘》一书征引浩博，学问涉及琴、棋、书、画、医、卜、星相、灯谜等。在小说中“论学说艺，数典谈经”，同时还包含了新颖的思想和新奇的想象，在我国小说史上占据一席之地。
武则天废唐改周时，一日，天降大雪，她因醉下诏百花盛开，不巧百花仙子出游，众花神无从请示，又不敢违旨不尊，只得开花，因此违犯天条，被劾为“逞艳于非时之候，献媚于世主之前，致令时序颠倒。”于是上帝就把百花仙子贬到人间。
百花仙子托生为秀才唐敖之女唐小山。唐敖赴京赶考，中得探花。此时徐敬业起兵讨阀武则天，有奸人陷害唐敖说他与徐敬业有结拜之交，被革去功名。唐敖对仕途感到灰心丧气，便随妻北林之洋、舵工多九公出海经商。
他们路经30多个国家，见识了各种奇人异事、奇风异俗，并结识由花仙转世的女子，后唐敖入小蓬莱山求仙不返。在“君子国”商人收低价讨好货，国王严令禁止臣民献珠宝，否则烧毁珠宝并治罪；“大人国”的脚下有云彩，好人脚下是彩云，坏人脚下是黑云，大官因脚下的云见不得人而以红绫遮住；“女儿国”里林之洋被选为女王的“王妃”，他被穿耳缠足；在“两面国”里的人前后都长着脸，每个人都有两个面孔，前面一张笑脸，后面浩然巾里藏着一张恶脸，这些人都虚伪狡诈；“无肠国”里的人都没有心肝胆肺，他们都贪婪刻薄；“豕喙国”中的人都撒谎成性，只要一张嘴，就都是假话，没有一句是真的；“跂踵国”的人僵化刻板。
他的女儿唐小山思念父亲心切，逼林之洋带她出海寻父，游历各处仙境，来到小蓬莱，从樵夫那得到父亲的信，让她改名“闺臣”，去赴才女考试，考中后父女再相聚。唐小山改名唐闺臣回国应试，武则天开科考试才女，录取百人，一如泣红亭石碑名序。才女们相聚“红文宴”，各显其才，琴棋书画，医卜音算，灯谜酒令，人人论学说艺，尽欢而散。
唐入小蓬莱山寻父不返。此时徐敬业、骆宾王等人的后代又起兵反周，攻破长安城外武家军的酒、色、财、气四关，拥立中宗复位，武则天仍被尊为“大圣皇帝”，她又下诏，明年仍开女科，并命前科百名才女重赴“红文宴”。
第六章 清初至清中叶的诗文词
一、一般掌握：
1、清初至清中叶的诗。答案：教材400页，
2、清初至清中叶的文。答案：教材404页，
第七章 近代诗文
一、一般掌握：
1、龚自珍。答案：教材409页，
2、梁启超。答案：教材413页，
第八章 近代小说
一、重点掌握：
1、“四大谴责小说”。清朝末年，清政府在镇压了戊戌变法、出卖了义和团运动后，国势衰微到了极点，民族危机愈加深重，广大群众对腐朽无能的清帝国已感到无望。具有改良思想的小说家纷纷通过小说来抨击政府和时弊，提出挽救国家的主张，人们把这一时期出现的小说称为“谴责小说”。而《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则代表了这类小说的最高成就，被后人誉为“清末四大谴责小说”。
《官场现形记》，作者李伯元（1867－1907），全书共60回，由许多独立成篇的短篇故事连缀而成。书中描写一群大大小小的封建官僚，他们贪污昏庸，媚外卖国，展开一幅清末官僚的百丑图，暴露和讽刺晚清官场的腐败，突出地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与人民的矛盾、清王朝对帝国主义的屈辱投降。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作者吴趼人（1866－1910），全书108回。小说采用第一人称的形式，以主人公“九死一生”的遭遇和见闻为线索，记录了许多社会上的怪现状：官场到处是贪财受贿，营私舞弊；商场里官商勾结，尔虞我诈；洋场上嫖赌拐骗，醉生梦死等。在近二百多个小故事中形象地反映了中法战争后20年间中国社会的种种丑恶现象。
《老残游记》，作者刘鹗（1857－1909），全书20回。小说通过描写一个江湖医生老残四处行医途中的所见、所闻、所为，暴露当时某些官吏的残暴昏庸并着重抨击了那些名为“清官”、“能吏”，实为昏官酷吏的虐民行为，反映了晚清黑暗腐朽的社会现实。但作者对清政府仍寄予希望，所以对资产阶级革命和义和团运动抱敌对态度。小说在艺术上具有一定特色，语言精炼准确，形象鲜明生动，在同类小说中艺术成就最高。
《孽海花》，作者曾朴（1872－1935），全书30回，附录5回。作品以状元金雯青和名妓傅彩云（赛金花）的故事为线索，穿插了大量官僚、文人的秽闻轶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同治初年到甲午战争失败近三十年间的社会政治、外交、文化、思想状况，对清末黑暗政治的揭露较为有力。同时，小说还以同情的态度赞扬了维新派和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活动。作品结构严谨，语言华美，但对秘闻艳事描写过多，表现出低级庸俗的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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