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参与的作用是什么？
1、政治参与促有助于进政治民主发展，现代民主开始于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确立。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本质上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但是，就是从其民主的形式来看，资产阶级民主，尤其是普通公民政治权利的获得也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其中人民的政治参与对于这一发展过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以选举权为例，在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初期，公民仅获得了一种选举的参政权，而且选举权的行使，要受到严格的资格限制，即选举人必须具备一定的财产数额及一定的教育程度，而且还必须是男性公民。以上限制的取消，是人民不断参与政治，进行政治斗争的结果，在此基础上，公民逐步获得了普通的或普遍的选举权，即凡具有本国国籍的法定成年男女，未经刑事处罚剥夺公民权，且有行为能力者均可享有参政权。在社会主义国家，自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确立以后，人民群众获得了广泛的政治权利，参与政治生活，党和国家通过他们了解民情，沟通民意，掌握实际情况，制订出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人民群众通过参加社会事务和国家事务的管理，并通过参与基层组织的活动，为政治管理注入不断的活力，有利于政府政策的顺利贯彻。社会主义国家公民通过选举、罢免公职人员，通过意见表达和舆论监督活动，或者通过直接介入管理过程等，来制约政府的政治管理活动，从而保障政府的廉洁和效能，促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建设；
2、政治参与有助于经济发展，政治参与能够加强政府或执政党推进经济增长政策的力量，由于各国的现代化道路不同，发展水平各异，政治参与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呈现复杂的色彩。判断政治参与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要根据政治参与的内容及其所处的历史条件而定。公民参与所做的成本—效益选择，可以影响到经济政策中的资源配置与社会效果，决策中的选择与结果直接挂钩，会迫使公职人员的政策行为要合乎经济效益的原则。政治参与能够加强政府或执政党推进经济增长政策的力量。由于经济增长与社会的活力是分不开的，政治参与从这个意义上也获得了对于经济发展效率的积极作用。政治参与不仅沟通了公民与政府间的信息交流，促使政府做出较为合理的经济政策选择，而且还可以使公民许多利益的直接实现来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
3、政治参与有助于实现社会公平，政治参与是人民群众表达愿望的过程，它有助于使社会利益分配的政策向符合人民利益的方向发展，并还有助于推动社会福利事业。北欧几个“福利国家”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参与政治，通过政治斗争扩大和实现自己政治和社会经济权利，迫使统治阶级让步的结果。在实际政治运行过程中，民主选举作为一种政治参与途径，也是促使统治者更广泛分配经济和社会利益的重要因素。当然，政治参与如果被利用，也有可能使那些操纵者借机扩大自己在社会利益中所得的份额，往往会导致反复无常的政治选择，降低社会中的效率因素，并使政治生活中的分歧加剧。这些情况也应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
▲早期现代化国家的政治发展有哪几种模式？
1、渐进—妥协式的发展道路，以英国为典型。这种发展模式一般较为稳定，不存在疾风骤雨式的革命和破坏运动，主要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不断进行妥协斗争，以达成互相认可的法律创新和体制创新的共识，尽管其间也不乏诸如宪章运动之类的重大政治斗争，但数百年来的政治发展主要是在君主立宪和代议民主之下通过和平的方式循序渐进地完成的。这种发展道路的特点还包括政治生活相对稳定，政体长期延续，尊重传统体制，先例和习惯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2、激进—革命的发展道路，以法国为典型。这种政治发展的模式主要是依靠革命和暴力在政治生活中的颠覆性效果来实现对体制和政权的更替。通常，政治激进主义的思维假定政治生活的发展只有当一种新制度和新政权替代旧制度和旧政权时才能实现，政治发展只能以制度和政权的性质发生根本变化为标志。而旧制度和旧政权不会在历史进程中主动退出政治舞台，因此，政治发展只有采取革命和暴力的方式，新政治形式在革命与反革命的反复较量中最终完成。
3、保守—改良的发展道路，以德国为典型。与英国和法国相比，一些早期现代化国家在进入近代政治发展的历程时显得远为落后，不仅政治上远未统一，对外主权没有独立，而且面临着来自外部政治现代化示范效应的压力。这些国家同时面临着国家建设和民主化的双重任务，这就决定了它们无法像英国那样通过渐进的方式进行政治发展，也不能像法国那样通过革命和暴力的方式完成政治变革，因此，这些国家采取了改良主义的保守道路，通过政治统治自上而下对原有的制度在保存其实质的前提下进行逐步调整和改进，以适应新的政治形势变化的需要，以此来实现政治发展的目标。
▲全球化对国家政治产生了哪些深刻的影响？
1、全球化使国家主权受到一定的制约。这主要表现在传统地理边界的定义正在变得僵化和模糊，不仅经济一体化在打破这种限制，全球化的统一治理也在冲破主权范围的禁锢，而把各国纳入通盘考虑的范围。生产力的国际化把整个世界高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世界市场在对各国政策施加影响，力求用国际规范约束国家主权的行动空间。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扩张的影响下，出现了一股席卷欧洲、拉美的私有化浪潮，开始大规模解除国家对国内经济的管制；福利国家也开始进行大规模改革，旨在减少国家公共开支，缩小国家范围。全球化使自我认知、个体意识得到了发展和复苏，全球展开了亲市场反国家的改革。特别是资本市场的改革。资本市场变成了以私人为主体，国家越来越无法控制和管理资本的流动。此外，市场衍生的价值理念在全球扩散，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国家主权。利润第一、消费体现生存价值的价值取向几乎已经遍布全球。企业在逐利过程中不顾国家利益，个人在追求消费过程中忽视民族认同，市场和国家价值取向的冲突最终导致国家主权的衰弱。2、全球化对政府的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和扩张，各种经济社会问题也日益呈现出一种世界性趋势。各国政府不仅要致力于治理本国范围内的各种经济社会问题，还需要联合其他国家，通过国际合作共同承担全球性环境保护职能、人口控制职能、反恐怖职能、打击毒品犯罪和利用互联网犯罪等职能。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来于，除了这些所有国家都共同面对的问题之外，还需要处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时代所面临的特殊的机遇和问题。发展中国家需要抓住全球化所提供的历史机遇大力利用外资、引进技术、进入国际市场、发展“后发优势”来实现自己的发展。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市场主体发育不充分、缺少有创造精神的企业家、市场体系不完善等等问题，政府需要通过制度创新来实现对本国经济的导向和驱动。所有这些问题，都对政府的治理提出了比以前更高的要求。
3、全球化推动世界范围内的民主化。民主与市场有着紧密的联系。“产品的价值实现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成员利益实现方式决定着社会政治权力的构成、运行方式和规则，比如自然经济是专制政体的基础，而商品经济则确立了民主政治的原则”。市场的扩张将推动着民主化的深入。全球化已经或正在塑造多元的经济、文化和政治模式，正是这些模式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冲突最终为民主政治营造了一个产生、成长和发展的环境。一方面，全球化过程占主导地位的发达国家，其民主政治的理念、价值和制度实践借助全球化在全世界范围内扩展。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中国家将从市场中生发出推动着民主化的力量，并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民主政治模式。4、全球化对后发展国家的政治文化造成了双重影响。全球化在政治文化方面的作用起着“双刃剑”的作用：一方面，全球化大大推进了各国的文化交流与开放，存在着一种政治文化趋同的趋势。全球化使后发展国家的政治文化更加开放、民主。西方强势文化意图建立文化霸权，经常指责一些后发展国家违反“人权”或压制“民主”，力图推行其经济、政治模式。西方的思潮、价值观、生活方式，经由各种渠道，不断对后发展国家产生影响，这种异质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维持社会向心力的凝聚因素，改变着人们的某些政治观念，改变着公民对本国政治制度及政治领导的评判标准。
▲如何衡量一个政治制度的制度化程度？
可以用四个指标来衡量一个政治制度的制度化程度，即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和内聚力。
1、适应性。适应性指的是一种组织和程序适应环境挑战的能力及其存续能力。根据系统分析的观点，政治体系存在于内外环境的包围之中，并与内外环境各要素构成一种互动关系。政治体系的各种制度始终面临着环境变化的挑战，政治制度随着应付挑战经验的增加而发展，同时，也可能由于不能适应挑战而终止。因此，制度化水平与组织程序适应水平成正比，政治组织和程序的适应性越强，政治制度化水平就越高，反之，政治组织和程序适应性越差，其制度化水平就越低。那么，怎么衡量组织和程序的适应性？可以从组织和程序延续寿命的角度演化出三个量化指标：（1）政治组织的年龄；（2）政治组织领导人换代的次数和（3）组织和程序在功能方面的创新性。一个组织和程序存在的年代越久，其适应性就越强，制度化水平就越高，它在未来某个特定时期内继续延续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一个组织和程序的年龄越短，其适应性就越差，制度化水平就越低。一个组织的领导人换代次数越多，组织的适应性就越强；换代次数越少，制度化水平就越低。一个组织不能平稳实现领导人换代，也是制度化水平低的表现。一个组织的功能需求决定了它存在的必要性；如果功能需求不存在，也就意味着该组织的结束。因此，一个组织要生存，就必须不断创新和开发新的功能需求。假如一个领导民族独立运动的政治组织在实现独立目标以后不能将其功能转化为和平建设的需求，它就很容易丧失因革命而获得的政治地位。
2、复杂性。复杂性意味着一个组织由庞大的下属机构构成，隶属关系和职责明确，并具有高度的专业化水平。一个分工细致，结构分化，功能专门化的组织就具有高度的复杂性。政治制度化水平与政治组织和程序的复杂性呈正相关关系。一个组织的复杂性越高，其制度化程度就越高。依靠一个政治领袖的政治组织的复杂性水平最低，其制度化程度也最低，因而也最不稳定。一般而言，暴君统治的组织复杂性低，其统治寿命也比较短。正由于稳定性来自复杂性，因而，那种复杂的混合体制就要比单一的简单体制要稳定得多。
3、自主性。政治制度的自主性指的是政治组织和程序在与社会势力和利益集团关系中的独立性或中立性，即它是否具有独立于社会势力之上的自身的利益和价值。政治制度化水平与政治组织和程序的自主性成正比。政治组织和程序的自主性越高，说明制度化水平也越高。因为，自主性水平越高，它们就越不代表某些特殊的社会势力，越不容易为特殊社会势力所收买，也越不容易为特殊社会势力所左右。反之，越容易腐败，越容易为特殊社会势力所利用，越不利于适应整个社会需要，越易于导致政治不稳定。
4、内聚力。内聚力反映了政治组织和程序内部的凝聚力和协调性，表现为整个组织内部存在基本共识，具有内部协调机制和起码的组织纪律。政治制度化水平与政治组织的内聚力水平成正比。内聚力水平越高，制度化水平越高，政治稳定的程度越高。
▲中国与西方在政治观念方面有什么不同？
政治研究的源头在中国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在西方则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期。考察源头可见，中西方政治研究从一开始就形成了不同的特点。西方政治研究主要探讨的是国家构建的制度选择（政府形式和体制问题），而中国政治研究主要探讨的是国家统治的策略选择（治理国家的个人条件和政治统治术）；西方从一开始就形成了具有独立地位的政治学科，而中国长期以来政治与伦理高度结合，形成的是伦理政治学。在政治学的发展过程中，中西方也走过了不同的道路。西方政治学经历了古典时代——神学时代——理性时代——科学时代的发展过程，而中国经历的是传统时期向现代时期的转换过程，在实现转换的过程中，又经历了建立——取消——恢复的曲折历程。概括而言，中西方政治研究的不同特征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两种政治观念的不同：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不同；人治主义与法治主义的不同；集体至上主义与个人至上主义的不同；国家权力本位主义与个人权利本位主义的不同。
▲西方政治文化有哪些特点？
基于自由主义基础上的现代西方政治文化的总体特点是什么？与东方文化相比较，我们通常认为它是以个人权利为本位的文化，这种文化具有如下特点：
1、基于性恶论之上的法治主义。西方近现代文化承继了基督教的罪感文化，依据这一宗教文化，人的天性过去就从来没有好过，将来也恐怕不能指望它会有什么好转。每个人总是追求自己的幸福和利益，这势必造成社会的矛盾与混乱，避免这种矛盾与混乱、维持社会的稳定与秩序、协调公私关系的机制就在于立法。人性为恶，立法方使之为善。因此，道德说教和“善良意志”从来也不能成为政治生活的依据，只有法治才能使大家过上一种稳定和谐的共同生活。
2、基于个人主义之上的怀疑主义。所谓的个人主义是指人们行为的一种方式和倾向，即把个人的体验、个人的判断和个人的意志作为衡量一切事物标准和尺度。文艺复兴实际是个人主义的兴起。近代以来，西方许多文化名人一再阐述“个人永远是目的，国家或政府始终是手段”的个人主义理念，这一理论必然导致对人性、对政府官员的权力以及对国家或政府的怀疑态度和戒备心理。在这种文化中，“清官明君”的思想较难形成气候。政治设计的立足点不是产生“好人政府”，而是从制度上防止“坏人”当政。
3、基于相对主义之上的宽容精神。个人的体验、个人的判断和个人的意志被视为衡量和判断一切事物的标准与尺度，这也就是说，人们在价值判断方面，可以坚持自己的独立性。与此同时，自我的独立性和价值判断的个人性并不能成为强制别人服从的依据。因此，彼此不同的见解只有在相对宽容中寻求共同的认识。既然你有你的真理性，我有我的真理性，那么，我们只有在相互宽容中平心静气地行事，寻找彼此的共同点。即所谓的“求同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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