奎德是怎样论述政策分析的?
论述了政策分析及其必要性
政策分析是政策科学的研究方法，它使用各种分析方法和技术来帮助决策者制定政策。政策分析的目的在于寻求既出色又节省地完成任务的方法。
在奎德看来，一方面，政策分析是一种应用的分析形式，它既不同于运筹学，系统分析和成本-收益分析这样的一般性分析理论和方法，但又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使用这些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政策分析是政策科学的研究方法论，其目的在于帮助决策者制定和改进政策，它在广泛搜集信息和资料的基础上，帮助决策者阐释目标，寻找备选方案，预测方案的效果，建立模型并对方案作出评估，从而为决策者选出最佳行动方案。政策分析的目的在于寻求既出色又节省地完成任务的方法。
奎德认为，政策分析的必要性可以从决策失误以及决策机构的低效得到说明。在他看来，决策失误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可以避免的决策失误，即决策所必须的信息、资料、证据完全具备，但由于缺乏科学的决策方法和程序造成的决策失误，这种决策失误虽说不是政策分析的责任，但缺乏政策分析是一个重要原因；决策失误的另一种形式是难以避免的决策失误，这种决策失误是由于决策所必须的信息、资料、证据不充分或者有关事件的未来发展尚未充分展现或者决策所涉及的问题复杂并带有大量不确定性因素而导致的，奎德认为这种决策失误虽然难以完全避免，但运用政策分析可以把损失控制到最小程度，事实上，在所有决策过程中，政策分析都能帮助决策者作出更好的选择。
另一方面，奎德认为，几乎在所有国家的政府部门中都常常表现出决策上的低效。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归结到一点就是缺乏政策分析，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充分和恰当地运用政策分析方法去发现我们的目标，去理解并解决我们的问题。从理论上说，政策分析可以在一切决策领域为我们提供帮助。
提出了政策分析的要素
奎德认为，政策分析一般包括目标，备选方案，效果，标准和模型这五个要素。认真考虑这些要素是任何一项优秀决策的必要条件。
说明了政策分析的过程
所谓政策分析的过程即是指政策分析工作的先后次序，它是由问题本身及其内容决定的，奎德认为，无论问题属于何种性质，政策分析过程都要包括五个基本阶段：
“总体概述”：即试图阐明目标，解释有关问题和限定问题范围。
“广泛探索”。在他看来，这个阶段的任务是搜集作为分析依据的材料，找出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寻找新的备选方案。
多方比较：根据可能产生的效果，即每个方案可能涉及的成本，效益及其他后果，依据不同标准对各个方案进行比较并列出优劣顺序。
说明解释：依照实际和现实的考虑对各种模型所展示的结果加以说明。
测试检验：在奎德看来，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于决策者是否根据分析结果作出了正确决策这一点是永远无法进行检验的，因为总会出现一些决策者所无力左右的情况，但是他仍然认为根据一种或若干种模型显示的结果，尤其是在形势稳定时，我们确实可以进行一些检验工作。
论证了政策分析与政治因素的关系
在他看来，与政策分析密切相关的政治因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政治可行性；谁是真正的委托人。
布坎南所说的“政府失败”是什么意思？你怎么看他对这种“失败”的根源的分析及政策建议？
所谓“政府的失败”，是指政府的活动并不总是像应该的那样“有效”或像理论上所说的能够做到的那样“有效”。布坎南认为，政府政策的低效率是指所执行的政策不是最佳政策，这种政策不能确保资源的最佳配置。
在布坎南看来，产生这一政府行为的外部原因是缺乏一种约束机制制约政府行为方式。如果约束机制不能提供一种良性压力，以确保任何人处于某一特权地位时均不能过多地牟取私利，那么再高尚的执政官也不能保证公共利益不被他或他的后继者有意或无意地损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公共选择理论强调，不应该把增加社会福利与保证人人平等的权力随便交给某一特权机构或阶层，然后再虔诚地等待他们的恩赐。理性的做法应该是使这些特权机构或人物受制于某一硬约束机制并且由公民真正而非形式地掌握该约束机制的最终决策权。
布坎南认为，导致政府机构工作低效率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缺乏竞争机制。
缺乏降低成本的激励机制。
政府机构自我膨胀。
监督信息不完备。
政府的寻租行为。
布坎南等公共选择理论家就如何对这种失败进行补救提出了一些颇有启发性的具体建议。
创立一种新政治技术，提高社会民主程度。
在公共部门恢复自由竞争，改善官僚体制的运转效率。
改革赋税制度，约束政府权力。
总之，一旦发生公共生产低效率的问题，就应该从现行体制上寻找原因，从制度创新上去寻找对策，以便从根本上减少政府的失败。
要求联系实际发表自己的看法。
霍桑认为政府公共部门有哪些回应性障碍？应当如何运用全面质量管理方法消除它们？
回应性是民主社会的政府公共机构必须保持的一种重要价值。霍哲引用罗克(Rourke)的定义把回应性解释为“官僚的决策与社区或有权为公众说话的官员的偏好之间的相符程度。”这种回应性可以在“一种大量权力被授予下级行政部门的组织安排中”得以实现。可见，回应性显然与分权直接相关。分权通过使政府更加贴近人民而可以促进政策制定者更加关注公民的意愿。霍哲认为，由于全面质量管理也是一种分权的项目，所以它也可以有助于政府公共机构在一种骚动的环境中增强回应性。他分别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和阐述了全面质量管理方法对于消除政府公共部门的回应性障碍所具有的作用。
回应性障碍之一：利益集团政治与被俘虏的官僚机构
霍哲认为，通常，公共代理机构倾向于听政党和有组织的利益集团的话，而不是倾向于聆听公众特地表达的“需求”。公民参与存在的一个常见问题就是绝大多数公民仍处于沉默状态，而且有组织的利益集团却在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在这种情境下，政策后果很可能是为有组织的利益集团而不是为了绝大多数公民而存在的。
在霍哲看来，全面质量管理关于建立组织间的协作并且为外部顾客开展培训的方法可以消除这种回应性障碍。我们可以让各种公民团体、志愿者协会以及公民代表参与一个地方社区的重要决策过程。此外，为了增进公民对政治生活的参与，还要运用通过使用互联网的在线参与，从长远观点看，至关重要的是要对多数公民进行培训，为地方社区提供在线参与方面的适当培训和信息正是政府公共部门的责任。
回应性障碍之二：官僚专长与信息歪曲
在霍哲看来，官僚专长会通过若干基本渠道影响公共政策：不仅官僚能够收集到的信息和提出的咨询建议可以塑造政治官员的决策，而且官僚机构具有执行的能力，它们在开展政府的工作时常被赋予裁量权，所有这些因素在一个组织中都可能会导致诸如信息歪曲这样的消极后果。这种有意的信息歪曲可能会使得公共组织很难适应其环境的变化。
霍哲认为，这种回应性障碍可以通过全面质量管理的垂直协作和授权方法加以消除，因为垂直协作使每个雇员都有可能顺利地共享重要信息并且可以便于组织内部的“信息流动”。在他看来，一个垂直小组不仅使最高管理层能够有机会从下级管理层那里获得重要信息，而且垂直小组同时还使下级雇员可以有权做出一些将会满足公民需要的决策。而且授权还可以提前排除信息歪曲的可能性。
回应性障碍之三：专业化结构与狭隘的局部观念
尽管行政效率会随着专业化的增强而提高，但极端的职能专业化也会导致机构之间“狭隘的局部观念”。鉴于职能专业化与职能的分化直接相关，所以公共机构可能很难及时有效地对公民的各种需求做出回应，而且，狭隘的局部观念反倒会拖延为公民提供的公共服务。霍哲认为，全面质量管理中利用水平协作的方法可以消除这种回应性障碍，因为全面质量管理强调的要点之一就是消除部门间的障碍，通过利用水平小组，可以减少机构和部门间的冲突和紧张关系，在一个水平小组中，成员们能够建立相互的理解并且能够学会超越单位边界的合作。
回应性障碍之四：归因错误与管理失败
归因是指关于一个人直觉而不是因果直觉的判断。霍哲认为，在现实中，尽管组织领导者往往倾向于接受一些将组织成功归因于其自身行动并且将组织失败归因于他人行动或外部因素的范式，但是组织中的对立团体却可能具有相反的归因原则。就绩效管理而言，只要这种陈规信念支配着人的思维，无论是在个人层面还是在组织层面，绩效改进都很难实现，因为在这种情境下，人们并不试图找出政策或管理失败的原因，而且他们也不会承认“那是我们的错”。这种归因使得公共机构很难适应一种不断变化的环境，进而也就减少了对顾客需求的回应性。
霍哲认为，全面质量管理中承认雇员绩效的变动并消除数字定额的方法可以消除这种回应性障碍。在他看来，全面质量管理假定任何组织都可能既具有绩效表现好的工作人员也具有绩效表现差的工作人员。今天成为绩效表现好的人并非就意味着明天也是一个绩效表现好的人。同样，谁都不会知道一个在今天绩效表现差的人是否明天就会成为一个绩效出色的人。因此，采用全面质量管理方法的管理人员不会责备雇员的低绩效表现，相反，他们会努力从管理过程方面寻找原因。而且霍哲提醒人们注意，戴明的14点之一就是建议在这种情况下“消除数字定额和标准”，因为在数字定额和标准成为主要绩效指标的地方，劳方与管理方之间的关系很可能会处于敌对状态。在全面质量管理中，最重要的是以顾客为中心，承认雇员绩效的某种变动并消除数字目标和定额将会有助于公共机构以一种更加有效的方式回应顾客的需求。
总之，霍哲认为，全面质量管理的顾客中心论假定了在一种不断变化的环境中每个组织都应该是学习型组织，任何组织为了生存都就应该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政府公共组织当然也不例外，通过学习过程，政府公共组织可以在骚动的环境中有效回应顾客的需求。在他看来，当今的许多公共组织常常正是因为缺乏学习能力才无法识别和回应顾客的需求，而在这方面，全面质量管理哲学对于帮助一个公共组织有效回应环境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联系实际谈谈你对奥斯本与古德塞尔提出的不同的政府改革的原则的看法。
奥斯本认为，对传统的政府官僚体制的改革应当遵循以下十项原则：
掌舵而不是划桨；
重妥善授权而非事必躬亲；
注重引入竞争机制；
注重目标使命而非繁文缛节；
重产出而非投入；
具备“顾客意识”；
有收益而不浪费；
重预防而不是治疗；
重参与协作的分权模式而非层级节制的集权模式；
重市场机制调节而非仅靠行政指令控制。
古德塞尔提出的十大原则与之针锋相对：
政府应是由人民通过选出的代表来控制的，而不是企业家；
政府应该为公共利益服务，而不是满足企业家的自我；
政府必须按照宪法和法律活动，而非依据目标或任务；
政府应该与私营企业的主要股东合作而非任何一种合伙人；
政府应该是灵活的、富有创造性，但同时也必须具有公共责任心；
政府活动的社会效果固然重要，但也必须尊重那些为政府服务的雇员；
在政府中，采取私营企业的管理模式必须不违背机会平等和公众监督的原则；
简化繁文缛节是对的，但不能破坏基本规范和法定程序；
减轻财政负担的设想是可行的，但不能无视行政工作本身对公共开支的要求；
处理公共问题应该具有创造性，但不能让少数人中饱私囊。
要求联系实际通过比较发表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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