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悟空的故事情节
孙悟空这个调皮的儿子生动而又有节制的恋母表现,又一次显出了中国家庭伦理道德文化的强大规范力。它深入到艺术家的潜意识中,成为艺术创作中不自觉的模式。孙悟空的故事是一个小男孩健全人格发展的故事。孙悟空这样的男孩一生都在潜在的心理中渴望着父亲的承认,渴望在父亲面前证明自己。这种情结常常隐蔽而有力地驱动着一个男人的一生。
当我们将《西游记》说成东方的俄狄普斯,不过是说《西游记》里主要讲述的也是一个儿子和其父母关系的故事。其中也隐含着一个儿子童年时期的“恋母憎父情结”。
然而,《西游记》无疑是一个圆满得多的故事,憎父恋母情结早已被人类圆融的文化消融得若有若无了──这是现代人都可以从中找到家庭生活榜样的故事。
也可能由于《西游记》并不像俄狄普斯的故事发生在那样古远的年代,也可能由于中国封建主义文化在《西游记》诞生的年代早已发展得十分堂皇而成熟了,孙悟空的故事与俄狄普斯的故事有着相当大的差别。
在俄狄普斯的故事中,父子对立是十分残酷的。如果说俄狄普斯无意中的弑父表现了儿子强烈的憎父,那么在此之前,父亲的弃儿就已经表现出了父亲的敌视与排斥。父亲对儿子的敌对情绪大概是儿子对父亲敌对情绪的一个原因。而在《西游记》中,父亲的态度就温和多了。他对儿子有严厉的教训,然而,终究没有抛弃他,而是引导他走上了一条人生的康庄大道。
《西游记》中父亲慈严兼备、宽宏大量的态度与底比斯老国王的形象是截然不同的。即使底比斯国王的弃儿是在神示的预告下做出的,它都反映出父亲的极端残酷。在《西游记》这个我们暂且称之为东方俄狄普斯的故事中,我们看到了相当圆满的父亲形象。
如果以父子关系再对俄狄普斯与《西游记》的故事做出比较,我们就可以发现,在俄狄普斯中,父亲被儿子的利剑所击穿,儿子以弑父的极端方式表现出了对父亲的憎恨与对抗。而在《西游记》中,儿子虽然也曾和父亲的统治发生过尖锐对抗,也曾被父亲严厉地镇压,然而,在得到父母的宽大解放之后,儿子拍一拍落在身上五百年的尘土就去西天取经了。他没有打倒父亲的表现,也从未试图推翻父亲的权威。在和父亲的意志发生冲突之后,他最终接受了父亲的规劝。这一点,显出了中国“父为本”的传统文化之深入人心,即使像《西游记》这样的神怪故事,都没有儿子试图推翻父亲统治的梦的流露。
艺术是潜意识制造的图画。当俄狄普斯情结在古希腊以“弑父娶母”的极端形式表现出来时,那不过是原始的儿童梦想。而当俄狄普斯情结在《西游记》中以如此温和的方式隐隐流露时,儿童的情结已经被文化抑制了。艺术家即使在神话故事的编撰中都没有敢于流露打倒父亲的情结,这足以说明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庭伦理道德观念的强大,它已积淀在艺术家的潜意识中。
对俄狄普斯神话与《西游记》进一步做出对比,我们发现,俄狄普斯以无意娶母的方式表现了原始的儿童化恋母情结。而《西游记》中,孙悟空对观音菩萨这个“母亲”流露出的爱恋不过停留在敢于与她略做调皮的亲热调笑。这种调笑是一个慈严得当的母亲在有恃无恐的儿子面前经常得到的合理待遇。
孙悟空这个调皮的儿子生动而又有节制的恋母表现,又一次显出了中国家庭伦理道德文化的强大规范力。它深入到艺术家的潜意识中,成为艺术创作中不自觉的模式。
在孙悟空对待观音菩萨的整个态度中,我们看到了中国文化中儿子在母亲面前的表演。当孙悟空手拿金箍棒,斗志昂扬地跋涉在西天取经的道路上时,他虽然远离父母,又时时在父母的关照笼罩之下,他与父母的全部关系表现出了俄狄普斯情结已被人类文化很好地抑制和调节了的家庭与社会。
孙悟空的故事是一个小男孩健全人格发展的故事。
考察孙悟空人格健全发展的条件与环节,我们会得出一个相当完整的系列:
一、孙悟空的婴幼儿时期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它多少比喻了中国传统社会子女众多的家庭中一个小男孩如何摸爬滚打、撒欢地生活在儿童群中。
他们脱离父母的禁锢,在花果山上举着自己的旗帜和武器肆无忌惮地玩耍,这无疑是男孩子成长的必要条件。缺乏这样无拘无束、无法无天玩耍阶段的小男孩,很可能难以形成健全完美的人格。
特别对于孙悟空这样富有创造力的人格,想必都有一个调皮捣蛋、无所不至的童年阶段。
二、对于儿童的无法无天行为,又需要必要的管教,自由是有限度的。
这时,父亲的形象攸关重要。如来佛对孙悟空大闹天宫的做法先是晓之以理,实施说服教育。当说服教育无效时,他也使用了必要的严厉制裁,予以压服。他佯装对犯了大错的儿子弃之不理,让他在隔离中自省。当儿子领受了足够的教训之后,再给他指出取经的人生道路。
在这里,一个中国的父亲表现出了教育儿子的得当的严厉,这是对儿子无限扩张的童年任性行为的必要规范。
三、母亲的形象又是攸关重要的。
观音菩萨表现出了一个中国母亲的适当态度。她在父亲的严厉制裁已经给了儿子足够的教训之后,适时地出现了。她配合着父亲的教育方针,以母亲的慈爱形象解放了受到惩罚的儿子,同时按照父亲的意旨,为儿子指出了一条正确的人生道路。
四、如果将父亲与母亲的适当态度结合在一起,那就是慈严兼备,爱又不溺爱,给儿子无拘无束活动的空间,又不让其无限制地无法无天,并且在必要的时候实行严厉教训,在严厉教训之后给予出路。
这一切慈严兼备的规范,最终以堵截与疏导相结合的方式,引导儿子像一股奔腾的洪流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五、当观音菩萨用哄慰与教导相结合的方式引导孙悟空走上去西天取经的道路时,我们说,孙悟空不过是走上了通往父亲王国的人生道路,他是去父亲那里取经,继承父业。当如来佛的极乐世界透过妖烟滚滚的漫长路途在遥远的西方金光闪烁时,我们又看到了一个小男孩成长时极为有利的条件,那就是父亲的榜样。
有了父亲的榜样,对儿子的规范与教育就显得现成,儿子的人生进取也有了非常形象的目标。
当然,一个过分强大的父亲一方面可能为儿子的成长提供光辉的楷模;另一方面也可能成为限制,儿子很难超越伟大的父亲。孙悟空并没有开辟出比如来佛更宏伟的极乐世界,他不过是在父亲统治的世界里得到了一个比较光荣的位置。这个结局既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父为本”观念的必然结果,也可以看成一个始终高高笼罩在儿子头上的伟大父亲对于儿子的成长造成的一种抑制。
六、当孙悟空走上取经道路之后,我们看到了他在父母远距离的照看下独立奋斗的经历。
正因为给了儿子独立奋斗的环境,才使他有着发挥才智、锻炼能力的充分可能性。《西游记》在相当程度上是孙悟空远离父母独自奋斗的故事。今天的家长无疑要从孙悟空的故事中体会到“望子成龙”的正确方法。
七、父母虽然给了儿子独立奋斗的宽广自由空间,然而,又没有让他完全脱离父母的规范。
当观音菩萨将如来佛交给她的金箍套在孙悟空的头上,并将咒语传授给了唐僧之后,这就是父母将基本的伦理道德法则规范加在了儿子头上。唐僧,正像前面分析的,可以视为孙悟空“超我”的存在。正是这个“超我”掌握了父母给予的紧箍咒,代表了父母及社会制定的规范。没有这个必要的管束,一个刚刚走上独自奋斗人生道路的男孩依然可能越出合理的界限。
八、孙悟空就是这样在唐僧紧箍咒的必要约束下,在广阔天地中独立奋斗。这时,他人格的发展主要通过两方面的斗争与冲突得以实现:一个,是与各种困难险境作斗争,战胜种种妖魔鬼怪,磨炼意志,增长才能,铸造自己的全面素质;另一个,则是与自身的“超我”、“本我”不断冲突,在冲突中锻炼“自我”的完整性。
在漫漫的取经路上,他既要和猪八戒所代表的“食色本性”的“本我”做又满足又限制、又宽容又严厉的斗争与通融,又要和唐僧所代表的清规戒律、迂腐呆板的“超我”做又对立又统一的斗争与通融。
在这里,如果我们将孙悟空看成一个男孩的“自我”,将猪八戒和唐僧分别看成“本我”和“超我”,回顾这三者的种种戏剧化冲突,想到猪八戒的粗拙直憨,唐僧的固执古板,孙悟空的随机应变,就能够非常形象地领会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的某种合理性。
九、在孙悟空取经的过程中,我们不仅看到了他的独立奋斗,也看到了父母除通过紧箍咒对他进行远距离约束,还在他遇到困难时提供必要的帮助。父母在这里分别承担的责任与扮演的角色是十分适当的。
总体上,是父亲的教导与榜样给予儿子基本的信念支持,虽然他绝非事无巨细事必躬亲。他宽宏大量地让儿子在遥远的距离独自闯荡,似乎不管闲事,然而,当儿子遇到了最难于解决的困难时,他会非常适时地给予帮助。他将只有父亲才能够完成的任务责无旁贷地完成了。
观音菩萨作为母亲,则给予儿子更多一些的具体帮助。每当儿子在人生道路上遇到难题时,她总是在遥远的距离上先知先觉,又从不急于提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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