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余年的读书工作生涯，辗转几个城市，随身的物品来来回回，换得面目全非，唯一伴随我的，就是《傅雷家书》。
一九九零年的秋天，我刚进入小学学习。入学的前一天晚上，父母破例允许我和他们一起晚睡聊天。我们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用一根长长的电线接着台灯的插座，父亲拿出八九年研究生毕业时买的蓝色封面的《傅雷家书》，与母亲头对头地凑在一起朗读。父亲读着英文，母亲读着中文，英文自然完全不懂，中文也显得晦涩，我挤在他们中间听得一头雾水。只记得他们跟我讲了很多读书成器的道理，还告诉我，以后会经常读这本《傅雷家书》给我听。
二年级的时候我看到父母床边放着《读者文摘》杂志，有圈圈点点的标注，我也兴奋地在上面拣着自己能看懂的句子划出来。划完又心里忐忑，觉得搞了小破坏，可父母竟然没有说教我，反而饶有兴致地问我为什么喜欢这些句子，还一字一句地给我讲解起来。这一幕，当成年后回忆起来的时候，我和妈妈不由得都想到了《傅雷家书》序言里楼适夷先生写的故事，年幼的傅聪在习琴的时候乱弹，一贯严厉的傅雷先生却没有批评他，反而和他探讨音乐，并帮他把自创的音符记录下来。妈妈深有体会地说，或许在当时也是受了傅雷一些教育理念的影响，包括尊重孩子的思想和创作，而我则是受益者。
二零一零年的春天，是我接触《傅雷家书》的第二十个年头，在广州的星海音乐厅，我第一次聆听到傅聪先生的现场演奏。已故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国大文豪赫尔曼·赫兹称傅聪为：“肖邦作品的真正诠释者”。而我久久无法离去的原因不仅在于音乐本身，更多的在于这二十年来我与《傅雷家书》的心灵对话，和七十六高龄的傅聪先生忠诚于艺术的灵魂。尽管这一生辗转流离，可傅聪先生在傅雷夫妇的书信教诲下，心念祖国，踏实做人，他的身上没有留洋艺术家光怪陆离的浮躁，却可以一眼望到朴实的胸怀。甚至你会觉得，听他的音乐会可以洞穿内心，盛装打扮或者矫情感怀都是没必要的，你只要衣着干净朴素地坐在那里，就够了。
这一切，促使我下决心要写一篇《傅雷家书》的读书笔记。然而即便读了这么多年的《傅雷家书》，我也必须承认自己的理解仍然是浅薄的，例如书中大部分篇幅提到的专业音乐知识，我几乎无法领会。那么，就让我仍然用一个初学者的视角，来谈一谈我眼中最直观的傅雷家书四美。
一、伉俪情深之美。
写在这本书里的，是傅雷夫妇与儿子的通信，尽管绝大部分出自傅雷先生的手笔，但其中同样凝结着朱梅馥女士的感情。在傅聪与弥拉订婚的时候，朱梅馥就在信中写道，要“真正相爱、互相容忍、互相宽恕……以后再也不要怀念童年的初恋”（1960年8月29日）；傅雷又在随后的书信中说，“夫妇之间西方人比我们温柔得多，优雅得多，真有我们古人相敬如宾的作风……尤其弥拉，初婚后一二年内光是学会当家已是够烦了，是否需要考虑稍缓一二年再生儿育女，以便减轻一些她的负担，让她多轻松一个时期？”（1960年11月26日）。这些文字，充满了对孩子美好婚姻的期待，以及对女性作为妻子这一角色的尊重。除了大道理，在维持夫妻之道上，傅雷还常提及一些细节，如1961年9月14日的家书，提笔便问“你工作那么忙，不知还有时间和弥拉谈天吗？”又以自身做榜样“我无论如何忙，要是一天之内不与你妈谈上一刻十分钟，就像漏了什么功课似的”，夫妻情深，跃然于纸上。同时又不忘要求傅聪“你得耐心细致，孜孜不倦地关怀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傅雷的家书中，“妈妈”的字眼出现的频率很高，同样在朱梅馥的书信中，“爸爸”也是放在首位的。出生于1908年的傅雷，并没有封建传统的旧思想，而是享受着与夫人一起研究创作、夫唱妇随比翼双飞的快乐，这种情感在书信中体现得尤为强烈，并深刻影响着傅聪。
二、父慈母爱之美。
傅雷是一位众所周知的严父，他教育幼年傅聪傅敏的方式，连挚友楼适夷也有些不以为然。但当傅聪离开父母，远赴波兰留学之后，傅雷作为父亲固有的那份慈爱还是一瞬间就爆发了出来。在1954年1月18日、19日的书信中，性格刚毅的傅雷第一句话就是“车一开动，大家都变成了泪人儿”、“胸口抽痛、胃里难过”，回忆起严格管教傅聪的往事，更是感慨“孩子，孩子！孩子！我要怎样的拥抱你才能表达我的悔与热爱呢！”朱梅馥也在1月30日的书信里写道“虽然我们将来在一起的时候不会多，但是凭了回忆，宝贵的回忆，我也会破涕而笑了。我们之间，除了‘爱’之外，没有可说的了……只要你常常写信来，只要看见你写着‘亲爱的爸爸妈妈’，我已满足了”。傅聪在艺术领域的巨大成就，与父母的教育密不可分，这其中的教育，除了谆谆教诲，还有爱的渲染与潜移默化，父母的温柔叮咛能够给孩子的成长以深刻的力量。身在异乡的傅聪，想必收到父母如此温情脉脉的来信，是一种莫大的慰藉吧！
三、文字造诣之美。
老版与新版的《傅雷家书》，最大的印刷特点就是在封面、插页等多处都附上了家书墨迹。从墨迹中可以看出，傅雷的书法苍劲有力，体现了深厚的功底。而作为我国着名的文字翻译家和文学评论家，傅雷在文字上有着极深的造诣。例如1954年7月27日、28日的书信，傅雷便用长篇文字和傅聪探讨了中国古代诗词，包括李白、杜甫、王维等人的优缺点，以及苏轼和辛弃疾的词赋，并特别就白居易《长恨歌》的艺术美进行了分析。可以看出，性格直率的傅雷，偏向于喜爱洒脱自然的中国诗词。可能是傅聪曾经提及自己不太能写好中文书信的缘故，傅雷在信中鼓励“你车上的信写得很有趣，可见只要有实情、实事，不会写不好信”。也可能傅聪就写信的格式向父亲请教过，文字严谨的傅雷在1954年8月7日的信中回复“你写信直式横式本无所谓，若夹杂的西文多，似乎横式较便。我觉得写行书，是上下相连的，故直式较快”。即使是信封方面的细节，傅雷也不错过，在1954年9月4日的信中傅雷指出了问题“信封上的字别太大，把整个封面都占满了……你看看我给你的信封上的字，就可知道怎样才合适”。在西文方面，傅雷也同样专注于细节的完善，在1961年9月2日的家书中，傅雷专门就“感慨”一词的英文翻译咨询了杨必女士，并加上自己的观点，合成一篇书信寄给了傅聪。这本《傅雷家书》，单从文字上来说，就是一本行文优美的杂文集，随着作者文字的推进，让人情绪上产生一种行云流水的美妙感受。
四、平衡处事之美。
傅雷非常注重年轻人自我素养的升华。作为父亲，他也深知当时的年轻人与老一辈的传统已经有所区别，加上新旧时代的交替、中西文化的碰撞，涉世不深的儿子在留洋过程中难免遇到处事的问题，因此在家书中，谈及这类话题的就比较多。1954年8月16日的信中，傅雷在繁忙之余提醒傅聪几件小事，包括进屋子只脱大衣不脱围巾以及把手插在上衣口袋里，行礼和谢幕的时候表情不够温和等，对于这些处事细节，傅雷说到“你要学习的不仅仅在音乐，还要在举动、态度、礼貌各方面吸收别人的长处”。在1956年10月11日的信里傅雷特别提到“说到骄傲，我细细分析之下，觉得你对人不够圆通固然是一个原因，……而你有时说话太直更是一个主要原因。例如你初见恩德，听了她弹琴，你说她简直不知所云……倘能细细分析她的毛病，而不先用大帽子当头一压，听的人不是更好受些吗？”一语指出年轻人说话不懂变通无意间伤害别人的根源所在。祸从口出是古往今来的道理，很多年轻人往往习惯于不假思索信口开河，在这一点上朱梅馥在1957年12月23日的家书中提醒“你以后一定要审慎，要站稳立场，讲话不能乱讲，不能脱口而出，非思索过不可”。傅雷也非常注重培养儿子的感恩之心，在1960年12月31日的信中说道“你并非是一个不知感恩的人，但你很少向人表达谢意。朋友对我们的帮助、照应与爱护，不必一定要报以物质，而往往只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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