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婪已死》| 我们是对的，因为我们更优秀！

 

无论是商人对经济利益的过度追逐，身份政治的主张，特朗普、普京、博索纳罗的表现，还是真人秀明星和网红们的崛起，都有一个共同的核心特征——一切都是关于“我”的。

 

历届美国总统的演讲勾勒了从战后社群主义到个人主义崛起的全过程。

 

1960年，约翰·肯尼迪击败理查德·尼克松成为美国总统，他的就职演说是社群主义政治的标志性声明：“因此，我的美国同胞们：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问问你自己能为国家做些什么。”

 

到了1973年，肯尼迪早已去世，尼克松发表了第二次就职演说。他首先重复了肯尼迪的观点：“让我们每个人自问——不只问政府能为我做什么……”他接下来说的就没那么鼓舞人心了：“……也问问我能为我自己做些什么？”

 

40年后，个人主义时代进入了凶险的成熟期。2012年，奥巴马总统在竞选连任时的讲话被《华尔街日报》视为“意识形态大爆发……政客们很少会如此清晰地展露他们的核心信念”：

 

假如你获得了成功，那一定是有人给过你帮助：在你的人生中一定有过一个很棒的老师；有人创造了这令人惊叹的美国体制，使你可以茁壮成长；有人投资修建了道路和桥梁。

 

假如你有一桩生意，那也不是你开创的，而是别人让它出现的。互联网也不是凭空产生的，是政府的研究导致了互联网的发明，使所有的公司都能通过网络赚钱。

 

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获得了成功，那么这种成功不仅是因为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和进取精神，更是因为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

 

如此平庸的陈词滥调，如此显而易见的道理，是不是让你很震惊？共和党人震惊了：他们的代表大会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来赞美小企业主，乡村歌手莱恩·特纳唱起《我造了它》，共和党人骄傲地随着音乐摇摆。

 

在商界，极端个人主义者自信地认为自己拥有物质特权：“我造了它，它就是我的。”而奥巴马的谦逊则冒犯了这种“占有式个人主义”——即财产权并非是从某种共同合作、达成协议的过程当中获取的，而是诞生于个体劳动与某种资源的结合。

 

也正是这样的精神滋生了推动着人们去圈地，并持枪保卫以这种方式获得的领土，以防止邻居、国家和土著居民来争抢的开拓者精神。

 

奥巴马的继任者是个人主义的殿堂级典范。作为国家元首，他不像艾森豪威尔、里根或者英国女王那样，能象征一个伟大国家的尊严。对特朗普总统来说，一切都围着“我”转。

 

特朗普是通过电视真人秀节目一举成名的。但他至少真的造了些东西（哪怕并不总是花了钱的）。而表现式个人主义连这都做不到：帕丽斯·希尔顿、卡戴珊家族、屁弟派和詹姆斯·查尔斯，这些人只需要做他们自己就能闻名天下。

 

还有人一边公开谴责现代商业社会的物质利己主义，一边毫无顾忌地大秀自己的道德优越感。今天，似乎没有哪个名人能够在领取某个奖项时不对摇尾乞怜的观众发表一通居高临下的说教。

 

在大学里也存在类似的道德优越感，它源自唯能体制固有的关于智力特权的认识：“我很聪明，所以我是正确的。”坚信这一点的人顽固到不仅不想听到异议，还会试图去压制异议。

 

下愚之人不配进行理性讨论，只适合作为人身攻击的对象——他们成了法西斯主义者、种族主义者。

 

媒体和公共部门的专业人士也有着同样的道德优越感，对许多人来说，情绪的强度是衡量道德价值的标准：我们是对的，因为我们更优秀，而且我们会抓住一切机会告诉你这一点。

 

这种丑陋的自大、贬损集体以拔高自我，是一种极端精英个人主义的产物，它已经主宰了许多现代政治和文化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