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文章是重要的，是伟大的，是管理国家的大事业。文章，是能说服他人的最好工具。不管你活到多少岁，寿命总是会到头的，你能活到200岁，但到了200岁你就死了，光荣和快乐总是短暂的、你自己的，等你死了，你的光荣会同你的肉体一同消失……只有文章，只有文章是无穷的，尽管你死了，但你的文章，如果是有价值的，它就会永久的保留，代代相传……从以上观点来看，文章是无穷的，文章是最有用的。
你要从班级、从社会中脱颖而出，不能仅靠你的好朋友、老师来推荐你，你应该写文章，拿自己的实力告诉大家：“我行，让我上吧！”这样，大家通过你的实力肯定了你，你就能够脱颖而出，在社会上是一个“亮点”。
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也有这样的例子。班长是怎样评出来的？是靠他的实力评出来的。你想当班长，你就可以写文章。在文章里写出你的真情实感，这样，老师和同学选你的机率会很高。
所以说，文章很重要，干什么都需要文章。
典论论文读后感（二）
鲁迅说：“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典论？论文》则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的自觉的文学批评的理论代表作。在这之前，中国古代文论还处于不自觉的胚胎阶段。先秦诸子的文论，多属片言只语。汉后诸家论文也还未从学术中分离出来。其中，个别序、赞形式的文学批评，也只是讨论某一具体作家作品，限于一篇一书。直到《论文》出现，才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宏观地多角度地论述文学理论问题的专着。它冲击了汉代后期统治文坛的陈腐观念；总结了建安文学的新特点和新经验；开创了解盛极一时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之先例。
文章包括4部分内容：①它批评了文人相轻的陋习，提出应当“审己以度人”，才能避免此累。②评论了当时的文人亦即建安七子在文学上的才力及不足，分析了不同文体的不同写作要求，说唯有通才才能兼备各体。③提出“文以气为主”的命题，说明作品的风格决定于作家的气质和个性，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风格。④论述了文学的社会功能，将它提到“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高度，又说“年寿有时而尽”，文章能传诸无穷。
其中，“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令我感触至深。
文人相轻是中国由来已久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在春秋战国时期，就非常普遍了。我们都知道，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各种学术流派纷纷兴起、百家争鸣的时期。但是，这种百家争鸣，却并不是在法制和相互间尊重人格、扞卫人权的前提下进行的，而明显带有相互诋毁、攻击、谩骂等文人相轻的成分。比如，儒家弟子攻击墨家“无君无父”，指责道家“疏阔无用”；道家批评儒家、墨家“背离天道”；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则干脆将当时影响力最大的儒家当做危害国家的五蠹之首，必须予以铲除。此外，不让齐景公重用孔子的是另一位着名的文人晏婴；而阻止韩非为秦所用并最终致其于死地的，是法家的另一代表人物李斯
从某种意义上上说，文人相轻其实是窝里斗。正如柏杨先生写的：“三个中国人加在一起——三条龙加在一起，就成了一只猪，一条虫，甚至连一条虫都不如。明明知道这是窝里斗，还是要窝里斗。砸了锅大家都吃不成饭，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
中国的文人相轻现象是由中国特殊的社会环境造成的。其中，最主要的是专制独裁政体对文人的压制。再者，(www.5a.net)文人相轻还和中国文人没有独立的政治经济地位有关。此外，传统道德的教育也是文人相轻的一个原因。
文人相轻是中国社会长期止步不前的一个主要原因。应该说，文人在任何国家都是最优秀的群体。当一个社会中，最优秀的人不去想着如何铲除愚昧、抵制强权、推动社会进步，而只想如何同类相残、互相打压时，这个社会又如何能够进步？因此，解决文人相轻的问题，也是中国发展进步的一项重要内容。而致于此，还是要从提高文人的政治经济地位、增加其表现的机会入手。
典论论文读后感（三）
《典论》的作者是曹丕，“奸雄”曹操的儿子，但是这篇文章里好像他不怎么得老爸真传，倒是很受当时的风尚“尚通脱”所影响，认认真真的批评了诸多的文学家和文学家的创作态度。曹丕这个人好像除了喜欢葡萄外并没有什么过分的所谓帝王嗜好。陈寿对他的评价也是不高不低，可能是因为他只当了六年的皇帝，但是也兢兢业业的做了不少事情，至少他发展了屯田制，解决了通货膨胀问题，对百姓还是很好的。
在《典论论文》里，他开头就批评文人，接着又开始批评有代表性的人物写作的弊病，后来对当时文人的创作态度和世人对文学的态度加以批评，然后开始说写文章是怎么一回事情，最后十分感叹。整个文章逻辑性比较强，论述也很严密，确实是一篇很好的文章。只是曹丕的感叹好像没什么实质的作用，因为自从他实行九品中正制后，“举秀才，不识书”好像已经合法了，“文人”不识书，那又有什么创作态度可言呢？抛却这些时代的背景不看，单看这篇文章，便不难发现读过之后受益良多。
曹丕对能写好文章是颇为看重的，直接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确，事实也如此。至于文章的思想，那是“气”，这个只能意会，怎么言传倒还真是不好说。而大多数人对文学的态度，曹丕也说的很清楚：“常人贵远贱近”。想易中天当时讲三国时，一开始想说曹操是英雄，就必须说出鲁迅先生如何评价曹操，然后才能说出曹操是英雄这样的话。其实曹操是不是英雄，并不是要谁说，就像1+1等于几？爱因斯坦说是2，小学生也说是2，那是因为之前爱因斯坦说过吗？不是，因为事实上它就是等于2，和谁说没有关系。人们容易看到自己的优点，而看重别人的毛病，所以以长击短，这是对较为有名的文人更能体现，之后易老师再讲“先秦诸子”时就很“潇洒”了，首先是动作多了，言语随和甚至是随意了，我想这是他的真性情，但是他好像忘记了在《鲁豫有约》中曾今说过：“有没有教室很有区别”，在电视上讲，就应该考虑到很多人并不喜欢老师很随意。我们的文化不像西方，是像歌剧之类的有直观欣赏度的文化，而多是之乎者也等很严肃的讨论与说教。所以即然在电视上讲，就应该最大限度的容纳能容纳的所有人，满足更多人的求知欲，而在我个人看来，应该配合“席地而坐”的执着与“日置酒高会，不图进取”的幽默。其实易老师讲“先秦诸子”的表现，不过是一个正常人的表现罢了，因为有名了，有群众基础了，所以自然会有一批或多或少的忠实支持者，也就不用再过多套论先前文学家的言论而能自成一体。
有人发出过学术应该走出象牙塔的言论，由此可见大众的求知欲是很强的，而更多的“百姓文学”呢？可能比较厉害的就是“骂人不带脏字”和谐音与嵌套语组织起来的荤段子而已。文章确实能流传很久或无穷期，比如老庄、孔孟、墨翟之言，但是能去读的又有几人呢？能读懂的又有几人呢？事实上，能完整的读出来就已经是“民间高人”了。所以，如果你对他人说孔孟言论，只要基本能说个条条框框，那你在他心目中就已经是半个圣贤了，更多的人会在你阔论之前就以太高深为由而言它，其实这也并不完全是个理由，而是个事实。难道那些书籍那么难懂吗？那些道理没人读懂吗？连最起码的一家之言都没有吗？不是，曹丕说：“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千载之功先不说。目前之务，或许是文帝自小富贵不是很了解，但是普罗大众真的是深陷多苦多难不能随己吗？有点网龄的人基本都知道，现在身为读书人的大学生有多少多余的的时间无处打发，上一辈的人也多是深陷争名逐利中，有共通的就是相互攀比、寄希望于下一代。从而开始一个“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的恶性循环之中。求知欲与名利欲在大众中夹杂着而变成一个无法自拔的泥潭，而诸多的人也在这个矛盾中付出繁多的时间，终于两样都没有沾边，成为众人在这个问题上茶余饭后的谈资。那这两者矛盾吗？不矛盾。一言以蔽之：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
时间啊时间，你真的不眷顾我吗？我或许该对它道歉，我从来没有重视过它，现在它走了，迫不得已的走了，不再像以前那么忠心耿耿。当“营目前之务”与“遗千载之功”不矛盾时，时间不再让我们痛苦，那个矛盾的泥潭不再是对时间挥之不去的痛苦。更多的时间也是少的可怜的时间，将重新在我们面前闪光，我们也会在它面前辉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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