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聊斋志异读后感（一）
《聊斋志异》中的爱情小说提出的新的爱情观。《阿宝》和《连城》是在爱情观上别开声面的作品。《阿宝》写的是一个迂讷的孙子楚，不顾门第悬殊，迷恋着富商大贾的女儿阿宝。女戏曰：“渠去其枝指，余当归之”。他果真用斧头砍去枝指，虽“大痛彻心，血溢倾注，滨死”而不悔。后又魂托鹦鹉，飞达女室。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孙子楚与阿宝终于结成了美满婚姻。这个故事写的是痴情，全篇笔笔写痴，字字关情。它鼓励读者：在男女之间要的是真心，有至情，就可以冲破一切阻力，实现婚姻的理想。这种爱情观，突破了封建主义的樊篱，带有强烈的市民意识，具有进步的民主思想。《连城》写孝廉之女连城诗求偶，乔生的诗受到它的赏识，但他的父亲以乔生贫穷不许，女又赠金助乔生学，于是乔以女为知己，“倾城结想，如饥似啖”。但史孝廉终于将女儿嫁给了盐商的儿子王化城。不久女病，需男胸肉一钱，捣合药屑，王化城不肯献肉，乔生竟“自出白刃”割肉做药引。后来女并负发而死，乔生进魂随地下。再阴间他们得到了别人的帮助复生，终成夫妻。《连城》给了人一个全新的观念，那就是要男女双方互相知心。乔生爱连城，是因为它赏识了自己的诗。连城爱乔生，是因为他能真正理解自己的处境。这样他们的基础便十分牢固，可以冲破任何障碍，终成眷属。
出上述的三类作品外，《聊斋志异》还队当代社会进行里多方面的揭露和批判，或讽刺事态的庸俗，和刻画人心得险恶，或描写统治者不劳而获投机取巧的心理，或歌颂劳动者的正直勇敢。总之，《聊斋志异》所战士的人生画图是十分广泛的，反映社会生活的内容十分丰富。
但是《聊斋志异》中也有相当多的篇幅宣扬了落后的甚至反动的思想，就是在那些优秀的篇章中，也常常夹杂着封建性的糟粕。例如：有些篇章敌视和丑化农民起义，有些篇章宣扬因果报应、生死轮回，有些篇章宣扬了封建伦理道德，还有些篇章美化了一夫多妻制或羡慕功名富贵。
白话聊斋志异读后感（二）
《聊斋志异》，是一部文言文短篇小说集。有传奇、志怪、轶事等，诸体兼备，为中国文言小说集大成之作。内容十分广泛，多谈狐、魔、花、妖，以此来概括当时的社会关系，反映了17世纪中国的社会面貌。
书中写的是一个花妖鬼狐的世界，既有对如漆墨黑的社会现实的不满，又有对怀才不遇、仕途难攀的不平；既有对贪宫污吏狼狈为奸的鞭笞，又有对勇于反抗，敢于复仇的平民的称赞；而数量最多、质量上乘、写得最美最动人的是那些人与狐妖、人与鬼神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纯真爱情的篇章。
《聊斋》情爱故事的性别基调是男性的雌化和女性的雄化。蒲松龄对女性生存状态充满了关注和焦虑，源自他个人的情爱生活，更源于他得时代风气之先。在《聊斋》中躁动着的女权意识不仅引领了清代小说对女性的关切同情，而且提供了一个文学个案，使我们了解女权意识是如何在17世纪的中国悄然萌生的，因此它更具人类学上的意义。
许多《聊斋》研究专家早就指出，《聊斋》故事中大多数女性鬼狐极为善良可亲，它们不仅不害人，而且还热情地帮助人，这与过去的志怪传奇小说有着绝大的不同。但是，这是否是《聊斋》情爱故事的最显着特点呢。其实，《聊斋》情爱故事的更大特点是女主人公们的在婚恋中大抵是主动者，此类故事大部分亦以女主人公的名字命名，也可看出蒲松龄的主观意图和情感偏向。在“家世的利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仍然主宰着青年婚嫁的年代中，如果说蒲松龄笔下的鬼狐如婴宁，聂小倩，小谢，白秋练等，可以不受人间礼法的羁绊，随心所欲地追求自己的幸福，还是比较容易理解的话，那么，世俗女子在婚姻大事上的主动热情，则非有超人的勇气不可，而类似的离经叛道式的自由择偶，在《聊斋》中却比比皆是。连名字都没有留下的侠女，遇到穷得无力娶妻，但又乐于助人的顾生时，“嫣然而笑”，与之交欢生子，为顾生“延一线之续”；菱角听了胡大成“我为若婿，好否”的要求时，“眉目澄澄，上下睨成，意似欣属焉”，还主动关照胡，只要托其父的好友来提亲则“无不谐”；劭女，细柳，绿娥，五可等姑娘都是自己选择夫婿，“诸家问名，皆不愿”，“翻复遴选，十无一当”，搞得父母也失掉了耐性：“天下迄无良匹，汝将以丫角老耶”胭脂在家门口邂逅了“白服裙帽，丰采甚都”的鄂生，马上“意动，秋波萦转之”，鄂生走远了，还脉脉含情地“凝眺”……，她们大多也都是凭着自己的主动，找到了终身幸福。不仅如此，《聊斋》爱情故事的女主角在婚后也大都是家庭的主宰。(www.5a.net)红玉，小二，青梅，细柳，鸦头，白秋练等人，或“剪莽拥彗，类男子操作”，或“以刺绣作业，……经济皆自任之”，或“晨兴夜寐，经济弥勤”，或“为人灵巧，善居积，经济过于男子”，将家政经理得井井有条；方氏，辛十四娘，成名妻等人，在家庭遭受重大变故时，显得比丈夫更冷静，更有主见，指挥若定，化险为夷；《夜叉国》里的女夜叉“母女皆男儿装”，辅佐儿子，丈夫征战，“奇勋半出于闺门”；《仙人岛》中的芳云闺房中“牙签满架，靡书不有”，博学多才，劝自诩为“中原才子”的丈夫王勉“从此不作诗，亦藏拙之一道也”，王“大惭，遂绝笔”；《颜氏》中的丈夫因考不上秀才而悲泣，妻子女扮男装应试，中举及第，当上御史，退归田里后，将官衔让给丈夫承当；《书痴》中的郎玉柱在琴棋乃至枕席之事都得接受颜氏的训练；《黄英》中的马子才自名清高，娶了卖菊而富的黄英，偏偏又不愿沾妻子的光，把妻子家的东西送回去，遭到黄英的戏谑：“陈仲子毋乃劳乎”“东食西宿，廉者当不如是。”马遂无言以对，不好再装腔作势。通过这类故事，蒲松龄明白告诉我们，在不少家庭中男子已无形中退居为配角。女性在家庭中地位的强化，最极端的例子是《大人》，《农妇》，《乔女》，《仇大娘》，《张氏妇》，《小二》等，这批女性在精神智慧甚至体力上构成了家庭中的强者，而男性在故事中则几乎完全淡化为女性的附庸。不过这类故事为数不多，显见不是蒲松龄关注的焦点，因此无须过多讨论。
《聊斋》中更有意味的是大量的“悍妇”的故事。蒲松龄对凌辱丈夫，虐待公婆的悍妇是深恶痛绝的，这既因为他青年时代就遭受悍泼的嫂嫂欺凌，从而第一次领略了人生的苦涩和艰辛，也与他接受的教育有关，因而《聊斋》中的悍妇大多是被惩治的对象。这似乎是一种封建礼教本位的立场，但值得注意的倒不是蒲松龄对悍妇的厌恶之情，而是他对悍妇在社会上大量存在的无奈。
不仅《聊斋》中写了二十多个悍妇，在他的诗文杂着俚曲中悍妇的身影也所在多有。如《禳妒咒》说明朝的名将戚继光在家时“他奶奶说跪着，他还不敢站着哩”，《〈妙音经〉续言》更谓：“床上夜叉坐，任金刚亦须低眉；釜底毒烟生，即铁汉无能强项……妇倡夫随，翻欲起周婆制礼”，《〈怕婆经〉疏》：“阳纲不竞，遂而阴寇相尤；雌教成风，醋河失岸”。再联系清初其他小说戏曲——如褚人获《坚瓠集》，西周生《醒世姻缘传》，曹去晶《姑妄言》，李渔《风筝误》等——中普遍存在的悍妇故事，那么，完全可以说蒲松龄思考的不仅是悍妇产生之因，他还透过悍妇现象道出了男性的集体酸辛尴尬，不过，《聊斋》有时认为悍妇比贤妇更有价值，《云萝公主》中的侯氏，对付谁都管不了的嗜赌丈夫，是“每出限以晷刻，过期则诟厉不与饮食”，甚至是刀砍，使丈夫“改行为善”。蒲松龄为之感叹：“悍妻妒妇，遭之者如疽附于骨，死而后已，岂不毒哉！然砒，附，天下之至毒也，苟得其用，瞑眩大瘳，非参，苓所能及矣。”另一篇不起眼的游戏式故事《狐联》，说的是一对“颜色双绝”的狐女挑逗自称“生平不敢二色”的焦生，狐女调侃焦生：“君髯如戟，何无丈夫气”“无丈夫气”，即男性的雌化，可以说是蒲松龄对男性的评价，也是《聊斋》情爱故事的性别基调，男性的强悍伟岸与女性的娇弱细柔间的对应，在人类社会中曾经是再自然不过的现象，而在《聊斋》中却来了一次大颠倒。性别倒错的描写，实质隐含着蒲松龄对女性的正视，在文学史上这是破天荒的。
西方近数十年来兴起的女权主义运动，正是站在重新审视人类文化的高度上，试图否定曾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传统男权文化，张扬妇女解放，提出女性应与男性分庭抗礼的思想。可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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