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读后感（一）
今年暑假我有翻开我的书柜，又读完了爱新觉罗·溥仪先生的《我的前半生》，有些感受。溥仪先生的一生充满了不平凡的色彩，这些不平凡，造就了他这一生的特别历史，同时也造就了中国的历史。这里面，有闹剧，有悲哀，有疑惧，有希望。
1906年，溥仪出生于北京，1908年慈禧临死前选择了溥仪继承皇位，慈禧的一句话，改变了溥仪的一生。1911年清帝溥仪逊位，从此，清室的复辟闹剧便一幕幕的开始上演了。先是张勋带着辫子军帮助溥仪复辟，工作思路然而没做几天皇帝的溥仪就又退位了。溥仪第三次做皇帝是在1934年的伪满洲国，称帝为康德皇帝。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溥仪于1932年初在长春（当时称为新京）任满洲国执政，后于1934年初称帝。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溥仪作为伪满战犯被关押于前苏联，五年后回国进行改造，十年后得到国家特赦，任职于全国文史资料委员会。1967年，病逝于北京。宣统皇帝，大清逊帝，伪满执政，康德皇帝，战犯，普通公民，这些字眼写照了溥仪先生的一生。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通过利用溥仪强烈恢复祖业的愿望，以溥仪为扶植对象建立了伪满，开始了长达十四年对东北的统治，这十四年，能活过来的人本身就是个奇迹。溥仪在答应日本出任伪满执政时，也许他忘了，日本人并不是善良的，日本不可能为了一个中国人的皇位而忙活，他们要的，自然是想要得到的利益。当溥仪明白一切以后，日本人已经牢牢的掌控了他，而他这个执政和皇帝无非是个幌子而已。日本人给溥仪戴上了一顶繁华的皇冠，然而这顶皇冠繁华的背后却是一个紧箍咒。伪满十四年，溥仪几乎没有任何的权利，他不仅毁了自己，更毁了整个满洲。日本就这样以东三省和台湾省为跳板，对中国开始了大肆侵略。
伪满十四年的历史，是悲哀的。由于清室宗庙受到孙殿英军阀可耻的盗墓行为以及其他的种种原因，激起了溥仪恢复帝业的愿望，而这个愿望又恰恰是跟那个时代所背离的，正如杨天石先生所说：“历史是从专制走向民主的”，这个愿望不会实现，也不可能实现。被这个愿望冲昏了头脑的溥仪陷入了日本侵略者设计的圈套，而这个圈套在我们今天看来，其用意是多么的明显，多么的可耻。或许只要稍作思考，顺应历史潮流，拒绝日本侵略者的邀请，这十四年的血泪史就不会发生了。
作为个人，我尊重溥仪先生在改造后为国家做出的贡献，溥仪先生所著《我的前半生》一书本身就是对国家和历史的贡献，使读者更加清晰的了解当时的中国。
历史，给了我们教训！我们必须谨记，任何事物都是向前发展的。
我的前半生读后感（二）
末代皇帝溥仪的《我的前半生》是一部名著，先后印行近二百万册。在中国，它曾经引起上至毛泽东、周恩来，下到普通读者的极大关注。在外国，它同样拥有众多读者（有十几种文字的译本流传），有些西方人甚至称誉它是20世纪中国最优秀和最有趣的传记文学。可以这样说，让溥仪获得妇孺皆知般的国际知名度的，不是他曾经三度做皇帝的特殊经历和地位，而是这部《我的前半生》。
但是，中外读者并不知道，他们所读到的《我的前半生》本子，并非“全本”，而是吸收了各方人士意见的“改定本”，或称“流行本”（初版于1964年3月）。现在，群众出版社出版的“全本”，则是听取各方人士意见之前的“原本”，又称“二稿大字本”。换言之，现在读者所看到的“全本”，是该书的原貌。
当然，所谓“原貌”，只是相对而言。因为，在“全本”之前，还有所谓“稿本”、“灰皮本”、“一稿本”。但无论怎么说，“全本”是作者最初确定的版本。就此而言，说它是“原貌”，并不为过。
那么，“全本”的推出，是否表示原先流行的本子就可以作废了呢？并非如此。因为，流行本不仅包含了各方人士的修改意见，也含有溥仪本人的意愿。而所谓各方人士的意见，完全是从技术层面提出的，并不涉及所谓政治上的“忌讳”。例如老舍，就着重从文字表达的角度对书稿的写法提了若干修改意见。当然，这些人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例如有的史学家从历史学科的实证特点出发，觉得书稿不宜于文学性太强，而既是文学家又是史学家的郭沫若，则肯定了此书的“文采”。其实，这类问题见仁见智，很难取得一致意见。总的来看，流行本与全本的思想感情是一致的，所叙述的史实和线索也是一致的，两个本子各有所长，完全可以并行不废。
不过，依笔者的情趣，还是更喜欢“全本”。
所谓“全”，一指内容全，恢复了原来删除的内容，比流行本多出十多万字；二指内容更丰富和丰满，有许多流行本没有的细节。这些细节，除本身吸引人外，在写法上也极富可读性，起到了烘托对象、感染读者的作用，以至笔者在阅读中时常忍不住拍案称奇。
没有读过此书的人，大概想不到书中的文笔居然那么流畅和富于动感。作者非常善于调动形象、运用隐喻，在字里行间播撒出感性的美，给人极大的阅读享受。例如讲到溥仪的乳母，书中说，二两月钱，就“把一个人变成了一头奶牛”。谈到选后妃，说照片上的姑娘，“每位都有个像纸糊的桶子似的身段，脸部很小，实在也分不出丑俊来”。提到北京小朝廷的近臣，则以“那群蝇子”称之。书的后半部分写溥仪等人被押送回国后，为假装进步，便在读报时故意把嗓门放大，“好像一大群蝈蝈似的嚷成一团”。特别是如下一句：“关东军好像一个强力高压电源，我好像一个精确灵敏的电动机，吉冈安直就是传导性能良好的电线。”直脱脱地把溥仪这个傀儡“皇帝”和日本关东军以及关东军安插在他身边的所谓“帝室御用挂”的关系展示了出来。
书中还善于调动张力，采用对比的手法，表现对象假矛盾、真虚伪的特点。如讲到日本大特务头山满，说此人以佛教徒的身份，在玫瑰花香气的氤氲中，捋着银须，面容“慈祥”地冥想出一个又一个的骇人阴谋和惨绝人寰的凶杀。书中多处说到溥仪本人如何吃斋拜佛，如何不杀生，连苍蝇蚊子蚂蚁都不打，却时常打人，因而是“一只带念珠的狼”，等等。这类描写，让人印象非常深刻。
不过，这样的写法，很容易遭受批评，说它有失严谨，不真实，等等。笔者以为，这样的批评是值得商榷的。所谓真实，应当首先看作者所叙述的内容是否符合事实，其次看作者所表达的思想感情是否发自内心。就事实而言，书中某些具体事件的细节，容或存在讹误。但是，它所涉及的基本事实，却是完全可信的。而具体细节上讹误，一来并非出自作者有意作伪，二来并不伤害基本事实的成立，三来以传记作品而论，此类小毛病本难于避免，故而值得谅解。实则，任何一位通读全书的人都不可否认，这本书的基本内容，完全是真实的。所以，所谓此书错误百出云云，并不符合事实。
以近年来俄罗斯披露的档案文件来印证，就足以看出此书所写溥仪在苏联的经历，是完全真实的。例如1945年溥仪等人被苏军俘获的情形，溥仪在苏期间所受到的相当优越的人道待遇，以及溥仪如何依旧在下属面前做“皇帝”、如何试图留在苏联、如何在“远东军事法庭”上作证，等等，书中所写和档案所录，都是吻合的。甚至溥仪说他在苏联曾经学习《列宁主义问题》和《联共（布）党史》，将此话与他当年写给苏联领导人的信相对照，发现信中提到的正是这两本书。
应该说，此书所运用的形象化的写作手法，不但无损于该书的真实性，而且使其达到了更高层次的真实。这种写法非但不缺乏深刻性，而且能够使人在形象中感受深刻。
溥仪本人说过，对于历代最末一个皇帝的命运，从成汤放夏桀于南巢，商纣自焚于鹿台，戎弑幽王于骊山之下起，一直数到朱由检煤山上吊，他都格外熟悉。而他的命运，应该说只是从真心接受共产党的改造那一天起，才真正得到大解脱，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做幸福。此前，他实际上只是一个封建皇权观念的奴隶而已。经历了满清家国、北洋军国、国民党的党国和民国以及他自己做傀儡皇帝的伪国，几乎人类历史上的所有政权形式，只有到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共和国，他才真正认识到，他原先拼命要夺回的那个皇帝宝座，不过是一只垃圾箱。这样一个思想转变的过程，对人们的启示，是相当深刻的。
有时人们可能会问：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应当说，溥仪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曲折经历，他本人虽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主要还是时代以及他周围的小环境造成的。正如溥仪所总结，他在刚会跑的时候，就被抱上了君临天下的宝座，浑然无知地度过了三年革命的风暴，然后在封建军阀保护下的皇宫中度过童年。从这时开始，他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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