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读后感4000字
诸葛亮——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
“丞相祠堂何处寻， 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 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烦天下计， 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 长使英雄泪满襟。”
静心研读杜甫的《蜀相》，使人感慨万千，荡气回肠。
但是品味了《三国演义》，就认为真实的孔明与神坛上的那个诸葛亮反差太大。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却没有人敢于在诸葛亮的问题上说实话。其实原因很简单：诸葛亮已经稳稳当当的屹立于神坛之上！历代知识分子对他只能仰视和崇拜。如果谁敢于用平视的眼光、用理性的态度来考察他，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问题，别人就会误会你，认为你放弃了中国人唯一的真正的宗教—“孔孟之道”。放弃了中国人唯一的真正的宗教，就等于放弃了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生存权。当时绝对没有“出国”这么一说，不从众就等于放弃前途、放弃生存。所以学者们只能把偶像捧得更高，既便有些批评，也只是在仰视的角度上批评。而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诸葛亮是中国历史上的神，不能认清诸葛亮的真实面目，则不能认清三国历史的内在玄机，也不能对整个中国历史作出理性的审视。竖立起一座神像，付出的代价却是整个民族对历史的误会。而一个不能真正了解自己历史的民族，就是没有希望的民族。
诸葛亮是如何登上神坛的呢？这里面有很复杂的原因，分析其中奥秘，等于将分析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演变史，不能不说是一个浩大的工程。
诸葛亮显然是一个有远大政治报负的人。出山之前，按陈寿的客观记载，明明是“每自比管仲、乐毅”，而《出师表》中，却虚伪地称自己“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一般不细心研读历史的人，很难发现这种心口不一的强烈反差。而以这种强烈反差为切入点，我们同时可以看出诸葛亮在其早年已展现出不凡的政治才能：在乱世，没有任何人能预言天下将归属何人。投身任何一个军阀集团，都同时面临着成王成寇的双重命运。于是很多人便随意地将自己的命运付之于未知的筹码，其原因可能是知遇之恩，可能是正义感使然，可能是利益的权衡，甚至可能是某种政治智慧。而诸葛亮是不会把自己的政治前途轻易地交给任何人，他天才般地选择了刘备，迈出了“光昭将来，刊载不朽”的第一步。其所做所为出于独具慧眼的眼力：看中刘备可靠的政治旗帜。抗拒住了一时名利的诱惑，投身前景并不算光明的刘备，这说明诸葛亮比别人更有远见，他追求的不是一生一世的功名显赫，更不是所从属政治集团的整体“事业”，而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万世美名。这种选择方式，如不加以分析，很容易为他的“表演”所迷惑，以为是一种“汉臣”的大公无私，实际上，这才是貌似大公的大私，远比追求个人物质利益的“自私”更加“自私”。同时，他也看中了刘备人才匮乏的现状将给自己提供无比广阔的发展空间。对待东吴的拉拢，他巧妙地回答：“孙将军可谓人物，然观其度，能贤亮而不尽亮，吾是以不留。”这几句巧妙的对答，加上以《三国演义》为标志的三国俗文化给人们造成的神化诸葛亮的思维定势，使人们往往对这句话的理解是孙权器量小，所以不能充分发挥诸葛亮的才能。这种论断显然是幼稚且无意义的。孙吴不能“尽亮”真正原因，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好位子都叫别人占了”。
面对人才济济的曹魏，诸葛亮则更是“立场坚定”。入蜀后，他曾为投魏的好友徐庶和石韬叹息道：“魏殊多士邪？何彼二人不见用乎？”一生一世具备一种领导艺术和政治智慧的诸葛亮，偶然有这么一次“真情”流露，便立刻暴露了自己“宁为鸡首，不为凤尾。”的价值取向。他为早年好友的“不见用”而遗憾，这种感情应该是真实的。但显然他更多地是庆幸，自己没有“伦落”到一个“多士”的势力集团，因而在刘氏集团中鹤立鸡群，一枝独秀。看到诸葛亮这一瞬息的真情流露，不仕吴的问题还需要更多解释吗？
曾有人根据三国志上关于诸葛亮“严法”的记载，断定诸葛亮“以法治国”，蜀汉是“法
治化国家”。这显然是象牙塔中的书生之论。
从本质上看，“法治”是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物，在中国封建社会，在毫无法治传统的中国，不论“严治”还是“宽治”都永远是地主阶级的政治斗争策略。“宽治”则是掌握政权的地主阶级集团收买另一个地主阶级集团的法宝，而“严治”作为一个掌握政权的地主阶级集团用来打击另一个地主阶级集团的手段，是掌握政权的政客打击其它政客的方法。诸葛亮的“以严治蜀”也是同样，它是诸葛亮用来打击益州土著集团，维护荆州集团统治权的工具，是用来打击持有不同政见者，维持诸葛亮一手遮天专权统治的手段。诸葛亮的“严法”恰恰是“人治”而不是“法治”。
擅权心强的诸葛亮，不仅大权独揽，甚至连小权都不肯放手，仗责五十以上都要亲自过问，他绝不允许朝臣们对自己稍不顺从。通过其炉火纯青的政治表演术，展现其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的本色。诸葛亮不仅排除异已，而且还为自己树立了“刑法虽峻而无怨者”的美名。人们为了论证这一点，常常以诸葛亮的主要政敌的被废为例，如廖立、李严之被黜，习凿齿称之为“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镜至明而丑者无怒”，但我们仍然可以通过蜀国官修历史的缝隙，看到诸葛亮是如何把自己化装成“水镜”的。
首先是李严受到惩罚。李严的失败，缘由是自己运粮不济，派人假传圣命，让诸葛亮退兵，而自己又假装不知道这件事情，最后诸葛亮拿出前后书信，李严只能认栽。从这件事看，似乎李严罪不可赦。一般人都认为诸葛亮明镜高悬，对犯法高官毫不留情。但从史料上一个个细节来分析，诸葛亮就再也演饰不了他一开始便对李严所抱有强烈的忌恨之心：
如李严被黜是建兴九年，在此之前的建兴五年，李严还是地位仅次于诸葛亮的顾命大臣，而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赞扬了一大群朝臣，而对李严这位地位仅此于他的重臣却只字未提。看来《前出师表》真是诸葛亮的“心声”！再会表演的人，也总会有一时放松，吐露心声，这使我们看到诸葛亮的阴暗面。
再如，诸葛亮曾称李严“部分如流、趋舍罔置，正方性也”；而到李严犯事，又说“尚为小惠，安身求名，无忧国事。”如此前后不一的言辞，让我们体会到了诸葛亮的“机巧”不是说着玩的。千百年来，又有何人注意到这一尊神，诸葛亮常常随意推翻他本人过去的言论。
诸葛亮与李严对立的原因无须多论：两个权力欲都很强的政客碰到一起，无论如何也避免不了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李严是刘备钦定的第二号托孤重臣，而对诸葛亮这样一个无论
权力欲和表现欲都极强的政治家来说，他根本不需要副手。于是诸葛亮处心积虑地压制李
严，消除李严的兵权，外放到江州，大行冷落排挤。而最后似乎真是“苍天不负有心人”，李严一念之差，亲自把自己的把柄送到诸葛亮面前。
而廖立的获罪完全是祸从口出。只因为当着李邵、蒋琬等元老重臣的面，批评了刘备不把精力用于取汉中而用于和孙吴争夺荆州的战略失误，指责关羽“怙恃勇名，作军无法”，而后又评判指责向朗、文恭、王连等朝臣。李邵、蒋琬自然把这种“重要信息”报告给诸葛亮，诸葛亮正好有了借口，于是以“诽谤先帝，疵毁众臣”的罪名把廖立废为平民。从中国几千封建历史我们可以得知：制造“文字狱”，从某人言论观点中寻找罪名，是官场斗争最普遍最有效的方法之一；而凡是由言论定罪者，几乎全部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自然，廖立的牺牲只是千百万“文字狱”囚客中微不足道的一个，而绝非所谓诸葛亮“法度严明”的体
现。
此外，史学家有时候也会通过比较间接的方式告诉我们事情的真相。《廖立传》有云，廖立“自谓才名为诸葛亮之二”。这下我们就恍然大悟了：廖立不仅自视甚高，自称“诸葛亮第二”，而且才名冠于蜀中，受到蜀人普遍称赞。惹怒诸葛亮的原因恰在其中。
而彭羡，字永年，似乎史官一时疏漏，便真情表达。这个彭永年刘备很喜欢他，“以为奇”，而诸葛亮“虽外接待羡，而内不能善，屡密言先主…&h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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