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与黑读后感5000字
读《红与黑》是一段太过漫长的过程，因为时间已给了作家和作品最无私而又公正的评判，我的阅读态度自不能像对畅销书那样肆无忌惮，又不能像对言情小说那样不置可否。我是在用心灵去与那个时代交谈，重点也放在历史以外的探究和思考。
引领我啃完着本书的是其本身的巨大魅力。作者从一纸简单的刑事案件资料中展示出那个时代广阔的社会画面，把一个普通的刑事罪行提高到对十九世纪初期法国资产阶级社会制度，进行历史和哲学研究的水平。小说令我看到在生硬的历史书上无法感受的，那段法国大贵族和资产阶级交替执政的关键时期的状况。我从中了解到现实主义作品的另一种艺术特色——司汤达倾心的人的“灵魂辨证法”；这与以往我从《高老头》、《欧也妮？格朗台》中体会的巴尔扎克的“造成一个人的境遇”有很大不同。
全书最耀眼也是文学史上著名的人物自然是于连？索雷尔，“平民出身，较高文化，任家庭教师，与女主人发生恋情，事露，枪杀恋人，被判死刑”是他一生的骨架，“追求”幸福的“热情”和“毅力”、对阶级差异的反抗所表现出近乎英雄的气概就是动人的血肉。作者用淡化物质描写而突出心灵跟踪的手法强化的，正是于连处在青年的冲动下追求“英雄的梦想”经历，这是对那个社会形态的反抗，也是对碌碌无为、虚度青春的反抗。
在社会现实阻碍实现抱负时只有两种选择：退避或是反抗。那些当着小职员不求上进、整天抱怨生活乏味的青年就是退避者，他们或许平庸得舒适却被社会的前进所淘汰。能不断树立人生目标、决定实现人生理想的便是和于连有同样气概的反抗者。这个时代当然不欢迎虚伪的言行作为手段，但仍然需要对生活的热情来反抗空虚的度日。这样，于连悲剧性的结局除了昭示“个人反抗行不通”外，就有了对当今社会更实际的意义。
写至此，不得不引到这部小说的一个“创举”——使于连与德？雷纳尔夫人“心灵的爱情”和于连与德？拉莫尔小姐“头脑的爱情”相映成趣。尽管这两个贵族女性的爱情方式迥然不同，一个深沉，一个狂热，他们在这两个基本点上却是一致的，那就是：对本阶级的厌恶，对封建门阀制度的叛逆。记得当于连发现自己的爱情正蜕变成虚荣的工具时说“我把自己毁了”，可之后的细节是“一种高傲之间带着恶意的表情很快的代替了最真挚、最强烈的爱情的表情。”这时的贵族小姐却是摆脱了一向慢得像乌龟爬一样的生活，用丧失尊严的方法博得爱情。书中两段悲剧爱情的进展始终伴随着新贵的若即若离和于连的自卑带来的怀疑，直至生命将要终结时，爱情才爆发出无济于事的原始的火花，令人感怀。
当我将落笔时，发现用意识写出感想的时间已可与用精神阅读原著的时间相比较了。我兴奋于自己得到反抗平庸的启示，感动于那些尽管扭曲而依然壮烈的爱情片段。当有人提及《红与黑》，我可以自豪地在回答“我读过”后面加上一句“我也掩卷沉思过”。
子曰：“五十而知天命”。现今五十岁上下的中国知识分子，很少不知道有一本法国小说叫做《红与黑》的，因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在年轻的时候读过这本书，都怀着激烈昂奋甚至矛盾的情绪对待过书中的主人公，无论他们是喜欢他还是讨厌他，是同情他还是鄙视他。他们后来也都被教导过怎样读这本书怎样看这个人。于是，喜欢这本书同情这个人的许多人改变了态度，有的是心悦诚服，有的是阳奉阴违，有的则是钳口不言了，当然也有人为这本书这个人付出过代价。一本书让一些人激动，让一些人愤怒，让一些人恐惧，也让一些人不惜兴师动众口诛笔伐强迫另一些人改变看法和态度，这就是《红与黑》在中国的命运。俱往矣，那个距离我们还不太遥远的史无前例的年代！还有那个虽非史无前例却已然开始有些离奇的年代！
不过，平心而论，对一本书提出“怎样读”的问题，本身并非别出心裁，更不是发明创造，当然也无可非议，这是所有可以被称做伟大的小说的共有的品格。例如《红楼梦》，有人读出了革命，有人读出了政治，有人读出了爱情，有人读出了人生，等等。或者就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似乎亦无不可，只是请这些种种的家勿强迫别人见他们之所见，以“怎样读”为由在别人的灵魂里动刀动枪的。《红与黑》也是一样。自一八三年以来，一个半多世纪中，人们从中看出的东西决不比从《红楼梦》中看出的少。有学者说关于《红与黑》的研究已经成为了西方的“红学”，这不是夸大其词。在中国，关于曹雪芹的《红楼梦》，有所谓“红学”和“曹学”；在西方，关于斯丹达尔（他的名字曾经被译做司汤达）的《红与黑》，则有“红学”和“贝学”，因为斯丹达尔本名叫亨利·贝尔。这里把两本书扯在一起，并没有打算作一篇比较文学论文的意思，实在是因为这两本书的因缘不单单在它们都有一个不寻常的命运，而是因为它们都有一个不寻常的“怎样读”的问题。曹雪芹写道：“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斯丹达尔则坚信五十年后《红与黑》才会有读者，他说：“我将在一八八年为人理解。”“我看重的仅仅是在一九年被重新印刷。”或者做一个“在一九三五年为人阅读的作家”。看来，怎样读才能解“其中味”，乃是这两本书面临的共同的问题。
研究者已经用丰富的事实证明了，《红与黑》真实地再现了法国波旁王朝复辟以后的历史氛围。斯丹达尔是个旅行家，足迹遍及巴黎和外省的许多地方，他利用细腻的观察和切身的体验，准确生动地描绘了外省生活的封闭狭隘和被铜臭气毒化的心灵。在小城维里埃，耶稣会横行霸道，资产阶级自由派虎视眈眈，封建贵族则感到危机四伏；不过，从上到下从贵族到平民，最高的行为原则只有一个：“带来收益”。巴黎的上流社会则以烦闷无聊为特征，花天酒地，寻欢作乐，夸夸其谈，但都掩盖不住他们对拿破仑的仇恨和恐惧。在巴黎，在外省，复辟的贵族和反动的教会都一样地害怕再来一次革命，这是一个停滞、萎缩、丧失了活力的社会。自由资产阶级也不见有更多的光彩，他们与封建贵族既相互对立又相互勾结。斯丹达尔在小说中设置了许多准确的时间参照，例如选举的时间、话剧《爱尔那尼》和歌剧《曼侬·莱斯戈》的演出、秘密宗教组织“圣会”影射“信仰骑士联合会”等等诸如此类的史实，都令当时的读者一眼便可看出那是查理十世的治下。研究者还为书中的许多人物找出了可能的原型，例如德·莱纳市长的原型是卡里克斯特·德·皮纳侯爵，斯丹达尔早年的一个同学；年轻的阿格德主教的原型是红衣主教德·罗安公爵，不到四十岁就当了贝藏松的大主教；总理德·奈瓦尔先生是德·波利涅克亲王，一八三年的外交部长，当年又担任了总理；德·拉莫尔侯爵的则是爱德华·德·菲茨雅姆公爵，贵族院议员，国王的亲信，等等。这一切都使《红与黑》具有一种历史的真实感。
研究者利用斯丹达尔本人的文字和当时报刊的材料，揭示出《红与黑》的副题《一八三年纪事》并非虚言，确为七月革命前夕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形势的真实写照。他们早就把目光把投向了书中有关“秘密记录”的四章，认为是作者以真实的政治事件为蓝本写出的，即一八一七年保皇党人密谋请求外国的军事保护，对付日益迫近的革命危机。晚近的研究则抛弃了这个“蓝本”，径直指出斯丹达尔于一八二九年和一八三年写给朋友的信中就站在共和党人的立场上谈论一八三年的内战危机，几乎用的就是小说中的语言。在当时报刊中的文章中已经出现了“密使”、“秘密记录”的字样，有的文章甚至列出了参加秘密会议的人的名单，其中就有刚刚上任的总理德·波利涅克亲王。有案可稽，查理十世的政府确有企图废宪的活动，而且把希望寄托在莱茵河的彼岸。著名的极端保王党人维特罗尔在回忆录中透露，保王党人在一八三年企图发动政变，用君主专制取代当时的君主立宪制。有的研究者甚至认为这几章是“全书的关键”，这当然是一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点，似乎是模仿第四回《红楼梦》的“总纲”的说法。
研究者无一例外地怀着极大的兴趣关注于连·索莱尔的悲剧命运，因为他是小说的主人公，全部《红与黑》就是他浮沉升降兴衰荣辱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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