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守护神——常书鸿读后感
文/Fyswjb
一个杭州人，为了学画，不远万里去法国勤工俭学，数年后放弃在油画界鹊起的名声，回到日寇蹂躏下的故国。抗战结束，好不容易安顿下来，一声远古的呼唤，又吸引他把家搬到西北阳关之外，斗风沙，摹古画，数十年不辍。他，叫常书鸿；吸引他的，是敦煌。
对于敦煌，我早就心向往之。最早知道这“大也，盛也”的所在，是从余秋雨的《道士塔》、《莫高窟》等散文，中学时的我，对王道士（1849-1931）发现石窟、倒卖经卷的故事读了又读，至今难忘。大学时选修“中西文化交流史”，老师第一句话就是“如果遇到搞敦煌的人，一定要尊重，这些人的学问大得无边”。直到几年前，在中国美术馆看了“盛世和光——敦煌艺术大展”，才第一次积累了些感性认识。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而敦煌学的创始人——无论罗振玉、还是王国维——都是浙江人，这本传记文学的主人公——常书鸿（1904-1994）亦不例外。
1923年，在西湖边写生时，他目睹雷峰塔的倒掉。1927年自费赴法，考取戴望舒曾就读的里昂中法大学。1932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1936年在书摊偶遇法国汉学家伯希和（1878-1945）的《敦煌石窟图录》，由此发现了自己一生的使命。为了接近敦煌，他不顾战乱，立刻回国，在北京国立艺专西画系任教。1937年，在北海带着学生画白塔时，他听到了卢沟桥的炮声，只得一路内迁。
1942年，教育部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监察院长于右任请常书鸿出任筹委会副主任。(www.5a.net)1943年，他坐了一个月汽车、骑了四天骆驼，终于从兰州抵达敦煌。这些四至十四世纪的艺术留存，正面临风沙和无知的双重侵蚀。常书鸿一方面保护、整理、研究，一方面与权贵周旋，争取政府拨款。生活艰苦，颜料需要自制，他不以为意，大度地说“只要一家人住在一起，敦煌也是杭州”。
抗战胜利后，研究所划归中研院，傅斯年代为解决了不少实际问题。讽刺的是，抗战时期，敦煌虽然条件艰苦，却因远离战事而吸引不少才俊前往；战争结束，常书鸿的不少助手却无意久留，纷纷要求回乡。研究、传布工作仍在继续：1948年春，完成了对洞窟的重新编号，总计465个（现在的公认数字是492个）；夏，在南京举办“敦煌艺术展”，蒋介石前来参观。
此后，叙事极为简略，我们只是约莫知道：国民党想把敦煌摹本抢运台湾，常书鸿没有从命；1957年和1966年，他多次遭到批判。此外，常书鸿视敦煌为生命的全部，婚姻生活注定曲折，尽管他的生活不免受到敦煌的搅扰，但敦煌能遇见他，则是起死回生，幸何如之。鲁迅曾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常书鸿庶几近之，不愧为“敦煌守护神”（赵朴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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