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的崩溃》读后杂感
文/王梅芳
说起鸦片战争，国人再不懂历史者也能说上几分，但若要细细推敲、点点分析，却发现太多所谓细节所谓真相其实并不明了。一百多年来，关于鸦片战争的研究不胜其数，观点却是大同小异。我们难免会疑惑，这场被视为中国近代史开端的战争，它的形成、爆发直至失败真的只是我们所了解的“贸易争端”、“奸臣卖国”、“忠臣难封”这么简单吗？
这诸多疑惑，在阅读茅海建先生的《天朝的崩溃》一书后大都得到了解答。本书又名《鸦片战争再研究》，是茅海建先生系统研究鸦片战争十余年所得的成果。与之前所读文献不同，茅先生除详尽考订了与战争相关的海量史实外，更致力于站在当时的情景下，力图以当时的道德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去解读历史，使得许多在今人看来荒谬的行为得以显示其在当时环境中的合理性。他用鸦片战争中决策的皇帝与诸位官员构建书的脉络，在官员们的决策做法中窥探大清国的政治军事环境，评价清王朝在此历史转折点的所作所为，揭示了历史进程中的偶然与必然。如作者自己所言：“我选择鸦片战争这一中国近代化理应发生的起点，专门分析中国人，尤其是决策者们，究竟犯了什么错误以及如何犯错误的，试图回答一些问题。”可谓推陈出新，别树一帜。
“历史学家可以说谎，但历史不会说谎。”本书使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便是作者对待历史极为认真的态度，这从书中丰富详尽的引用和注释便可见一斑，更难得的是其坚持事实、力图还原历史真相的努力。
在之前的认知中，琦善、伊里布等人就是“汉奸”、“卖国贼”，林则徐则是能救国于危亡却被构陷而壮志难酬的民族英雄。但在此书中，作者通过严格分析，将有关琦善“卖国”的证据一条条驳倒，告诉我们是琦善而非林则徐促成了道光帝“查剿鸦片”的决定，琦善“卖国说”的根由在于他不主张用武力对抗的方式制止英国的军事侵略，而是去企图用妥协的方式达到中英和解。于是，“妥协”便被视为“投降”，“投降”又被提升为“卖国”，帽子便这样一顶一顶加在了琦善头上。他同样告诉我们，林则徐固然有着值得称颂的业绩与精神，却绝不是大厦将倾时可支的那根“独木”，与同时期其他官员相比，他肯致力于新知的努力，了解了英国殖民的历史，做着当时官僚士子们不屑于做的事情，实为难能可贵。但他的见识水平、思维方式及价值观念使他未能准确了解对手的实力、战术，亦未能对战争做出正确的判断。他是一个寻求进步的人，但再伟大的人也有其局限性，作为个人，总是无法彻底脱离他所处的时代。而当时人们对林则徐的盛赞和期许，更多是因为那是当时他们所能抓住的难得的希望；一百多年后的我们对林公的敬仰与怀念，多的是对那段苦难历史的侥幸与不甘。
历史学家与我们普通大众一样，生来俱有无可排遣的民族情结，但不应当演化为历史研究中对本民族的袒护。一个民族对自己历史的自我批判，正是它避免重蹈历史覆辙的坚实保证。因此我们需要明白，中国人在这个过程中究竟犯了哪些错误。历史学最基本的价值，就在于提供错误，即失败的教训。所谓“以史为鉴”，正是面对错误、分析错误，从而避免错误。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民族从失败中学到的东西，远远超过他们胜利时的收获。胜利使人兴奋，失败使人沉思。一个沉思着的民族往往要比兴奋中的民族更有力量。历史学本应当提供这种力量。中华民族无疑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之一，但我们不能忽视几千年历史沉淀所积累的民族缺陷，正视缺陷是消除缺陷的必要条件。这便是历史应当给予我们的价值。
回到书的内容。在阅读过程中，我不合时宜的想起了另一本似乎毫无关联的书——《三体》，脑海中总会浮现“歌者文明”对太阳系文明实行的“降维打击”。鸦片战争中的英国与中国似乎就可以贴切的对应这两个文明。就像《三体》中面对“黑暗森林”法则自以为已做好准备沾沾自喜的太阳系文明一样，当时的清王朝也仍然沉浸在“天朝”的美梦里，以为泱泱中华根本不必将区区“岛夷”放在眼里。于是，英国的“坚船利炮”和先进的军事理念就如一块二相箔，使得清王朝几乎毫无招架之力。这不是两个国家的交战，这是一个崭新的时代对旧时代无情的全面碾压。在历史的车轮下，忠臣良将、义理仁心都不过是蚍蜉撼树而已，更何况这个旧时代已是千疮百孔、根枯叶烂。
在长期领先于世界背景下，“天朝上国”成为了我们的定位，清王朝的强盛也使周边地区的各国君主，出于种种动机，纷纷臣属于中国，向清王朝纳贡，受清王朝册封。至于藩属国以外的国家，包括西方各国，清王朝一般皆视之为“化外蛮夷之邦”，在他们的心目中，通商是“天朝”施于“蛮夷”的一种恩惠，是“怀柔远人”的一种策略。因此，清王朝在对外关系上，自以为是居于他国之上的“天朝”，不承认与之平等的国家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天朝”的对外体制，使中国成为一个世界，而不是世界的一部分。正如茅先生所说，“天朝”是一个梦，一个难以惊醒的梦。而当这个梦被强行打破时，我们才恍然发现自己的落后与无能为力。
茅海建先生从武器装备、兵力与编制、士兵和军官三个方面将中英军事力量进行了对比，使我们看到了二者之间巨大的差异和清军当时的种种乱象。当权力与金钱一样上市流通之后，即刻产生威力无比的社会腐蚀剂，当军队将财神像奉为战旗时，腐败已不可逆转，执法者犯法的罪恶足以致命。鸦片战争时期的清军，本是一个难得见到光明的黑暗世界。但当下流行的各种鸦片战争的论著中，一方面承认清军已经腐败，一方面却又只是利用一小部分在抵抗中牺牲的将士讲述“广大爱国官兵英勇奋战”云云。这种以偏概全的论调，难免让人觉得有“阿Q精神”的味道。
除去军事上的种种问题，鸦片战争暴露出的君臣关系问题更令人深思。天朝的落败，打破了当时的史料作者和著作家们固有的“天朝不可战胜，岛夷不自量力”的思想，他们虽然疑惑，却并不能从世界大趋势和中国社会本身去看问题，因而不可能看出问题的症结正在他们津津乐道的天朝文物制度上。他们认为剿灭才是天朝对待这些蛮夷之邦唯一正确的方法，而以此类推，败仗的责任自然不能推给皇上，就只能由不主战的大臣承担，而给他们带上“奸臣”的帽子，并且逐渐由“奸臣”变为“卖国贼”。对于在文化专制主义和儒家学说千年的影响之中形成的“君臣是非善恶忠奸”的理念，著作家和史料研究者们的行为不仅不是对当时社会忠奸理论的反思和改变，反而是为了使其更加稳固。于是我们看到：皇帝独断专制却又漫不经心，大臣战战兢兢却又谎话连篇。“知识给人力量，愚昧也给人力量，甚至是更大的力量。”在战争开始相当长时间之后，清朝自道光皇帝至各位大臣对英军的实力仍然模糊不清，以至于多次战争后清军的防御和战法都无创新。这又如何能不败呢？值此生死存亡之际，本应看到举国上下万众一心抵抗侵略，实际上却是上下欺瞒得过且过，实在令人扼腕。
其实早在明朝的时候，中国就有完成军事现代化的组织，也就是全面进入热武器时代。但没有成功，因为社会组织和生产方式不支持。而皇帝和大臣互相不信任就更是自古以来的问题了。这倒可以解释另一个我本不理解的问题：在当时的文献中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对“汉奸”的指责？结合后来的“三元里抗英”中劝解三元里民众的余保纯成为了众人心中的“汉奸”一事，我想，在鸦片战争时期，“汉奸”可算是一个最不确定的称谓，一切不便解释、难以解释的是由、责任、后果，便可以被转移到“汉奸”身上。
在本书的最后，茅先生将清王朝与当时同样遭受列强侵略的日本做了对比，我们看到“黑船事件”之后的日本，是如何以与清王朝截然不同的态度开始奋斗与发展，终在“明治维新”后突飞猛进，甚至在鸦片战争结束52年后由当初的被侵略者成为侵略者，给中华民族带来新的苦难。我思考着与作者相同的问题：在鸦片战争中牺牲的将士们，他们的血如何才算没有白流？以鲜血换来的成功是荣耀的，而以鲜血换来的失败更应当被重视。唯有牢记“血的教训”，认真思过，直至奋发图强重振辉煌，方可称作不辜负。一百余年前是如此，一百余年后更是如此。所谓“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也当如此吧。
鸦片战争，这是一段伤痛而屈辱的历史，但也正因为经历过这落后、蒙昧、痛苦的历史，我们才更能体会到，五十年后这个民族的觉醒，是多么的不易，又是多么的伟大。世界仍是百年前那个世界，幸而中国已不是百年前那个中国。茅海建先生在全书最末问道：“中国人应以什么样的姿态进入21世纪？中国人怎样才能赢得这一称号——中国人的世纪？”我想，百年屈辱过后，重新在世界舞台上显现自己无可阻挡的实力的中国，定不会令我们每一个国人失望，不会令百年前在一片黑暗中仍能以血为烛的先辈们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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