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作品读后感（一）
今天，看了《山居笔记》和《山居笔记（新版）》，其实，除了里面的序，两本书大致是一样的！原版的序很长很长……但用余秋雨的话来说：“权当我给你们送一束花草，还带着点儿根茎上的泥土……”，而新版的序就是很简略了……不过两本书看了候，都有许多感触：感于余先生对历史文化的独到见解；感于余先生对现代文化的责任感；更感于他的文章里所散发出的深情、大度的光彩。
一座繁华的城都消失的无影无踪，这不仅会引起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浓厚兴趣，而且对普通老百姓也永远是一个巨大的悬念。
一千九百多年前的庞贝古城突然湮没；更古老、更辉煌的都城—雅典消失的不明不白；柬蒲寨吴哥窟的殒落也是一个千年之谜……时间过滤了一切，我们无法再找回答案。
黑龙江省宁安即清代着名的流放地宁古塔，一圈巨大的城墙墙根让人无法想象在遥远的古代在这里屹立过一座什么样的都城。现在的它只剩下一道泥土砌成的的基座，但曾经的它可是渤海国百城之首，亚洲最大的城市之一，东北亚地区的重要贸易枢纽！如今的城里保存最完好的只是一口“八宝琉璃井”，它回忆着几千年来周围发生的一切，波光一闪，就像是一只看得太多而终于看倦了的冷眼。都城的西部和北部竟还密密地排列着五座跨江大桥桥墩的遗址。
如此繁华的城市、如此繁荣的一派景象，是什么使它消失地如此彻底？！
华夏大地在数千年间出现过多少星罗棋布的城市，能保持长久生命的又有几座。比之于山川湖泊、广漠荒原，城市是非常脆弱的。
中国，一个以农兴国的文明古国，农民显然占据了重要地位。（www.5a.net）在农民眼中，不直接从事农业生产而拥有的财富的人则是大抵不义之人，又因为统治者的长期欺压，农民起义军一次次攻陷城池，需要把自己直接生产的财富抢回来。城市本身的不健全，加上城里乡人的“客居”感和辽阔的农村对它的心理对抗，便显得更没有自信。
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
城市汇聚了一切，经济、政治、军事、文明、物资，所有的一切。它是一种无形情绪的集中，一种文化的定形，它的高度文明与繁华激起了他人对它的占有欲。
历史，曾在这块荒凉的土地上做过一个城市的梦。梦很快就碎了，醒来一片荒凉。
随着时间的改变一切都在改变……如今的华夏大地上呈现出另一片繁荣昌盛的景象，数不尽的新城拔地而起，交通网络构建迅速，城市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浮华的背后，却同样牵系着无数的情仇困苦。我热爱城市，当然也包含着对它的邪恶的承认。城市的邪恶是一种经过集中、加温、发酵，然后又进行了一番装扮的，它终究控制了全局、笼罩街市，街市间顽强地铺展着最寻常的生活。商场的黑暗、阶级斗争的激烈、街头的骗子、犯罪团伙的横行，我们看的太多太多。
有些时候真想离开城市，回到大自然。抛开这早已看倦的城市，会觉得似乎得到了全然解脱。热爱自然，却不能长久隐居山林。作为一个现代人，渴望生命散发出的蓬勃热量。
几步之外就是世俗人性的广阔绿洲。每天都这么走，走过邪恶，走向人性，走向人类的拥挤和大热闹。相信大家协起手来，洗去心灵的污点，用一颗颗纯洁的心，共同建设我们美好的家园，让城市的明天更加灿烂辉煌！
余秋雨作品读后感（二）
品读余秋雨的历史散文，蔚然成了近年来中国小资的时髦风气，并带出了文坛一阵风潮。历史利用文学获得“美丽外观”，而文学利用历史获得了“精神深度”。由此带来的文化狂喜，可以从他散文集的发行量上得到证实。
在这个剧烈变化的时代，余秋雨做出的努力是令人赞赏的。在我的记忆里，余文首先在上海的《收获》杂志连载，而后被不断地出版、转载、报导，成为中国各大城市的重要畅销图书，甚至出现在几乎所有的中文网站和杂志上，与鲁迅和林语堂的作品一道成为现代散文的经典之作。一时间，大有不读余文，羞谈文学之风。果真是这样吗？让我们以他的《文化苦旅》为例，看看历史和文学在这里是怎样结构在一起的。
在《文化苦旅》中，我们可以透彻的看到作者采用的话语策略，那就是透着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的传统“爱国主义”（也即“民族主义”，这正是该书发行时面临的一种流行思潮），而后在这引导下进入深度操作的层面。
第一篇“道士塔”是一个奠定民族主义基调的重要篇章，它确立了整部书的话语（价值）姿态：王道士以他无知和贪婪出卖了中华文化的瑰宝“敦煌石窟艺术”珍品。这种道德化的母题和“故事”完全符合大众的“民族主义”走向。
不仅如此，作者还使用了一些煽情主义话语记号来强化这种戏剧性的效果，如“伤口”、“滴血”、“下跪”、“恳求”乃至“哭泣”，所有这些意象或独白都展示了一种露骨的煽情技巧。尽管它从文学技巧上看相当笨拙，但在中国的读者市场却是双重有效的，即点燃了读者的历史怒气，又使之产生了对作品乃至作者的无限钟爱，这样的例子在余文中俯拾皆是。
余文成功的运用历史随笔与情感化的叙述方式，引发了大众的阅读回响。尽管人们并未从这些历史诠释中获得新的概念，但封存在历史中的传统价值和现代生活的断裂，获得了某种修复，旧式文人的理想、趣味和面容遭到了大众之手的亲切抚摸。那么，在当时所谓“建构大中华文化圈”的大汉民族主义思潮中，余文受到大陆、台湾乃至世界各地华人知识分子读者的响应和鼓掌，便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但是余文在市场化的包装上存在着“媚俗”过火的问题。它太过矫情。再以“王道士”一文为例，由于爱“宝”心切，作者竟打算给道士“下跪”，而为了敦煌经卷的一次亏本的“出口贸易”，作者想为此“大哭一场”。这种行文上的肆意煽情，主要源于，他一方面沉浸在老式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之中，一方面则试图向大众或市场寻求最大限度的认可，这两者最终发生了统一。没有任何一种统一比这一种看起来更为古怪。
与诗歌相比，中国散文在其历史进程中始终扮演了一个可悲的角色，散文是诗歌与小说的话语残渣，堆积在文学史的边缘，成为每个时代主流话语的底衬。长期以来，以小日子、小情趣、小思想和小笔触为基本特征的“小散文”，尽管获得了城市市民的热烈掌声，其局限却是不言而喻的。对于一个充满着阔大意象的中国文化而言，它只能是一种日用文化缀品。这就为所谓“大散文”诞生提供了一个有力的理由：散文需要长“大”，需要更为“大气”的构架和运作。
在我看来，余进入历史和政治话语领域是一个错误。他旅行于一个他完全不能驾驭的领域，并陷入了阔大的迷津，而更令人担忧的是，余文依托的那些陈旧的话语体制，正在这个大变革的时代里缓慢地崩溃。我们应该注意到，所有出现在这些怀旧书页中的言说都是一种挽歌，哀悼着所有正在随风而逝的政治、道德和文化传统。
余文并未让历史向我们开放并成为我们的，恰恰相反，它显示了一个旧式文人的普通特征：屈从于陈旧的历史阐述和历史语法，同时又沉醉在一些细小的话语改造之中，而这样的文本无疑无法成为新散文的方向。
散文应当从这思想的迷津中彻底解放出来，散文应当终止这种紧张的文化漫行，返回到伫立、安坐或躺的舒适状态。在一个高速运转的超级资讯时代，散文完全没有必要成为思想者的承重之本。“轻小”应当成为散文的常态，而“娓语”才是当代散文的主流。无关乎深沉和浅薄，要的只是真性情，流行散文的真正面貌就应如此！
余秋雨作品读后感（三）
《垂钓》是余秋雨夫妇在海参威的见闻，情节十分简单。一胖一瘦的两个垂钓老人，因为自己的喜恶，胖老人在钓绳上“挂了六个小小的钓钩”，每次下钩不到半分钟他就起竿，次次都会挂着六条小鱼，他忙忙碌碌地不断下钩、起钩，从来没有落空，落日余晖的时候，总是快乐地满载而归；瘦老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的钓钩只有一个，而且“硕大无比”，即使没有大鱼上钩，他都倔强地端坐着，等着“暮色苍茫”了，“瘦小的身影还在与大海对峙”。两位老者不同的性格追求，导致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胖老人归去的时候已是盆满钵满，快乐的“脚步如胜利者凯旋”。瘦老人虽然“用背影来鄙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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