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李鸿章传后》后，对于李鸿章同情多于其他，我真的不忍看到堂堂中国的外交，只能让七十多岁的老人苦苦撑起。更多《李鸿章传》读后感作文尽在巨人作文网。
自古传记诱人之处，不在记事，在于论人。可能写传记的人都力求以最最公允的眼光去评价所要论述之人，总想处于平衡，却又因为自己的价值情感而稍有倾向。我认为，这就是传记之美。梁启超在这本传记第一句就写到，“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大概就是不愿毁誉失衡。文中在众人贬李之时对其维护，在人赞李之处加以指责，不是梁先生故意创新，大概是伟人之见，大抵见人之所未见。
有些人英年早逝，我们无不叹息，总会想象他多活几年会干出更大的成就，比如周瑜，比如莫扎特，比如王勃；有些人晚节不保，总是在功成名就之后，却又干出点不靠谱的事，我们也在叹息他怎么不早死几年，比如李鸿章。想想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卑躬屈膝的去跟日本人签订马关条约，去跑到俄国跟沙皇祝寿，洋鬼子占领了北京，没人能担议和大局，还是那个七十九岁的老人，其实我真希望他还是死早点好，像左宗棠，曾国藩那样，至少在历史的评论中誉大于毁。只可惜他亲眼见证着引以为傲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只可惜当大清苟延残喘之时还要这个耄耋老人独力支撑，担负一生骂名。他有错，但错不足以遗臭万年，他有功，但功不足以流芳百世。
梁启超先生看人之准让人佩服，论人之透也让人赞叹。与我看来，对于李鸿章同情多于其他，我真的不忍看到堂堂中国的外交，只能让七十多岁的老人苦苦撑起。尽管他没有办好洋务，尽管他的外交都是去参加丧权辱国的议和条约。是其真无马耶？还是其真不知马也？刘邦得了天下之后小人得志的说过：“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而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人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清末人口超过四亿，可惜胜过李鸿章的有几人，大概没有一人吧，也许有，但是有谁能够去担那千古骂名，有谁还能在风烛残年之际，远赴重洋撑起已过外交？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时势所造之人也一定没法有逆转时势之力。
本书最后，梁先生刊登了一整篇日本人对于李鸿章的评论，中肯，公道更是一针见血。“彼可谓支那人之代表也。彼纯然如凉血类动物，支那人之性也，彼其事大主义，支那人之性也，其容忍力之强，支那人之性也，其硬脑硬面皮，支那人之性也，其辞令巧妙，支那人之性也，其自信自大，支那人之性也。”读到这里，不知怎么的会有一丝羞愧。日本人看到的李鸿章是整个中国人的嘴脸，精准无比，今天依然。我总相信，历史的选择在万千种偶然性中有其真切的必然性。说起李鸿章，爱国之士可以骂他个无地自容，可是换做自己处在那样个典型环境中，又真能做的比他好？
李鸿章人物传记读后感（二）
李鸿章，字渐甫，号少荃，安徽庐州府合肥县人。本人也是“正宗”合肥人，自是对李鸿章这个产自家乡的历史人物颇感兴趣。本科学了世界和中国通史，正统史学略知皮毛，但不太感兴趣，不过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史学已吹入新风，不少新史料进入视野，记得当时近代史的老师博览群书，讲了不少新观点，对李鸿章的评价也不流同于课本和一般书籍，印象颇深。前两年《走向共和》这部电视连续剧曾引起波澜，其中对李鸿章、袁世凯的不同解读在社会上热议很久，电视剧开篇就是穿长袍、用刀叉吃牛扒的李鸿章形象，颇具象征意义，一个乐于接受西方新鲜事务的满清重臣形象呈现在荧屏上，我专门淘来此碟连续两天看完。这次重读《李鸿章传》，更是一口气读下来，由于有任务在身，自然感觉又不一样，草草写下几笔，聊以交差。
梁启超的《李鸿章传》，是最早研究李鸿章的严肃着作，也正如梁公早在 100 年前就提出的那样，李鸿章个人的历史，同时也是晚清40 年的历史。要了解晚清的历史，读一读此书必受益匪浅。梁启超的国学功底和非凡文采、客观而公允的评价以及中西对照的写法，在了解李鸿章的同时，也对当时国民性的了解、对国人劣根性的了解颇有启迪。梁公开篇就是“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对李鸿章这位争议人物，评价颇高。针对时人对李鸿章的贬讽，梁启超用客观的事实，理性地定位李鸿章，评价李鸿章一生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地位。梁公十分欣赏李鸿章的才识：“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对李鸿章所犯的错误和自身的不足，梁启超也尖锐地指出：“史家之论霍光，惜其不学无术。吾以为李鸿章所以不能为非常之英雄者，亦坐此四字而已。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道，当此十九世纪竞争进化之世，而惟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不务扩养国民实力、置其国于威德完盛之域，而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挟小智小术，欲与地球着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非不尽瘁，庸有济乎？”
但梁启超并没有将当时中国积弱的责任全部归咎于李鸿章，而是从历史的角度客观看待。梁启超在文中分析道：“凡人生于一社会之中，每为其社会数千年之思想习俗所困，而不能自拔。…然则其时其地所孕育之人物，止于如是，固不能为李鸿章一人咎也。”李鸿章，悲在悲在身处于中国积弱最严重的时刻，以一人之力要想改变中国贫穷挨打的局面，无异于饮鸠止渴，根本无法实现胸中大志。所以李鸿章的一生是悲壮的一生，其起于淮军，败于甲午战争，遭至骂声一片，但当时中国朝廷上下又有多少人在真正抵抗外来入侵呢？当时的西方报纸曾这样评论甲午战争：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不见乎各省大吏，徒知画疆自守，视此事若专为直隶满洲之私事者然，其有筹一饷出一旅以相急难者乎？即有之，亦空言而已。”腐-败无能的官场，自私自利的官员，正如李鸿章自己常叹“吾被举国所掣肘，有志焉而未逮也”，中国又如何能走上富强呢，所以梁启超曰“以一人而战一国，合肥合肥（指李鸿章），虽败亦豪哉！”李鸿章临终前一小时，沙皇俄-国与大清的条约还没有谈妥（此协约为李鸿章出访俄-国根承慈禧太后默许，为抗衡日本出卖东三省的权利求得沙俄的保护而与俄-国的达成的秘密协议），俄-国公使竟到李鸿章的病榻前，逼请李鸿章签署画押《中俄秘约》。可悲可叹呀！为国家鞠躬尽瘁一生的李鸿章，把嘻笑怒骂的一切权利留给了后人，任人评说。所幸近年来，思想界、史学界空前活跃，让我们得以一窥李中堂的真实面目。
其实，做为政治家，李鸿章是晚清统治阶层里为数来多的杰出人物之一。张之洞、梁启超都认为李鸿章的见识超出同侪，他较早地意识到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变局，已经到了非变不可的地步。1865 年他便指出：“书生坐谈误国，可为口叹！且外国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千古变局，庸妄人不知，而秉钧执政亦不知，岂甘视其沈胥耶！”正是基于这种不甘心自己的国家沉沦的自觉，他以推行“自强新政”即洋务运动为己任。他力主以开放的态度去处理同外国的关系，以新的观念和措施去适应“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把“借法自强”看作救国的关键所在，把学西方作为救国急务，爱国赤诚溢于言表。
李鸿章也是中国近代化事业的主要开创者。近代的机械制造、采煤、铁路、电报、轮船运输、纺织等工业、采矿和交通运输及信息企业，无一不同李鸿章的推动、支持有关。在办新式学堂、派留学生出洋等方面也有他不可磨灭的贡献。不可否认，这些官办或官督商办的企业存在着种种弊端，但西方的机器和科学技术进入中国就是对愚昧无知的打击，就播下了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种子。招商局轮船所到之处，商品经济总有大小不等的发展。正是江南制造局翻译出版的几百部西书，孕育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一代呼风唤雨的人物。李鸿章思想的开明和开放，吸引了一批新型知识分子，甲午战争前，不但严复、马建忠及其他留洋归来的技术知识分子绝大部分在李鸿章直接领导或势力所及的范围内服务，就是对其学西方的作法持激烈批评态度的郭嵩焘、王韬、郑观应等人，也是李鸿章的朋友或麾下的重要官员。
李鸿章还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虽然他代表清政府签订了不少不平等条约，但这是在国力最弱的背景下据理力争所能取得的最佳方案，若让一人去背负整个国家的责任岂不有失公正？在当时国际大舞台错综复杂的状况里，李鸿章机智斡旋处理了很多震惊中外的大事件，在不断的巨大失败和微小的胜利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外交思想和外交手段。在与外国人的交往中，李鸿章个人的睿智和深刻、大气和幽默、仪表和举止都散发出浓浓的个人魅力，博得了洋人对他的敬佩和尊重。当时国际舆-论对李鸿章评价颇高，日本人的评价是：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想效法自强，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美国人的评价是：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作了有价值的贡献；以从政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个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李鸿章个性严谨，“血气甚强，无论若何大难，皆挺然以一身当之，示曾有畏难退避之色，是亦其特长也。”，“重纪律，严自治，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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