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岁大学生曾参加过13次高考
为进大学高考13次，上了大学却发现前景迷茫
“当代范进”曹湘凡：大学就是那么回事儿
再过几天，41岁的大学生曹湘凡就要进入自己的“毕业年”了。日前，他给记者发来短信，声称“前景迷茫”。
他曾对大学无限向往，为此，他参加过13次高考，被戏称为“高考王”、“当代范进”，最终在两年前考上了湖南长沙的一所专科学校，读的是法律。中午，坐在空荡荡的教室里，他总结自己的感受，语气轻蔑而又失望，“大学就是那么回事儿。”“不过尔尔。”他又加重语气，强调自己“对大学的梦想已经破灭”。
他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不负责任”的丈夫和小有名气的高考家教老师。多年来，在长沙这座举目无亲的城市里，他以辅导高三毕业生为业。他略带悲壮地宣称：“高考是我最后的情人和救命稻草。”
但他不想再专职辅导高考学生，尽管这项工作的收入远高于许多大学毕业生。曹湘凡固执地认为，“如果那样的话，那我读大学还有什么意义？”如今，他强烈地渴望一份安稳的工作，有各种保险和养老金，比如教师和公务员。他担心：“如果没有保障，万一我出了车祸怎么办？”
这位曾被媒体争相报道的名人，蜗居在远离学校的一处很不起眼的平房里。他告别了几年前和一些卖菜、打工的邻居共用一间厕所的生活，但现在的情况似乎也好不到哪里去：厕所和厨房连在一起，中间无遮无拦。
因为每晚都有家教，他没有住校，想象中的寝室卧谈会一次也没有参加过。他每天早晨6点钟左右起床坐公共汽车去上课，下午又早早离去，直到深夜11点后才能回家。而到了高考前的一个月，他便请假，一心辅导众多考生。
“没办法，我要生存，要赚学费，要抚养孩子。”曹湘凡苦笑，他说，“生存是第一要素，没有生存，就无法谈理想。”这位看起来还算乐观的男子自嘲“别人是享受大学，而我选择了奔跑的方式”。
老曹在进大学前，还对那里充满幻想，以为大学是一个高谈理想、洋溢激情的地方。不久，他发现自己错了：那两种东西对大学而言，“很奢侈”，“不现实”。
他自称读过尼采、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作品，但如果和同学去谈这些，“别人会认为你是疯子”。不过，他还心存一丝希望：也许在北京的主流大学里，有人会谈吧。
其实，曹湘凡是抱着“试一试、读一读、看一看”的心态走进这所专科学校的，因为妻子对他下了“不能再考”的“最后通牒”。
他曾经豪情满怀，对记者宣称，只有考上“中国人民大学的国学专业、中山大学的哲学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法律系、湖南师大的中文系，这些理想的本科院校和专业，我才去读，不然只会浪费时间，失去自己的个性”。
而在几位任课老师眼里，他学习勤奋，“整体表现非常不错”。这位被同学们称为“曹叔叔”的学生据说从未迟到过，且上课精神抖擞，喜欢提问，“只是在后来，他认为大学不如想象中的理想，请假就多了”。去年的某个晚上，在一辆飞驰的列车上，记者还收到他的短信，称要退学再考。
大学课堂里热烈的争论，是曹湘凡一直期待的场景，但很少出现。“我感觉和高中课程差不多，也是满堂灌。”他沮丧地说，尤其是上大课，“连提问的机会都没有”。
“真理越辩越明。”他拖着浓重的常德口音说，“没有探究性的学习，大学生的素质怎么能提高？”
曹湘凡同学相信“一个好老师就是一所好大学”，因此，他自称“暗淡无光”的大学生活，并非一无是处。这位学生对几位老师心存敬意，称“这样的老师如果多一些，大学才有意思”。
他最初听“犯罪心理学”课，“没有感觉，像听天书”，便给老师提意见：你一个人从头讲到尾，没有情景对话。还当面批评那位心理学博士“博士不博，硕士不硕”。老师态度谦虚，也不生气，还说“我会努力改进”。以后每上完一堂课，又主动询问曹湘凡：“我讲得怎么样？”
在这位老师的推荐下，他从图书馆借出了第一本书《梦的解析》。也是这位老师，顾不上吃中饭，陪着情绪低落的曹湘凡聊了两个多小时。
“商法”课的老师还是一名律师，他的课让曹湘凡“有一种愉悦的感受，也能发现自己知识的千疮百孔”。他用“大家风采”、“广征博引”、“信手拈来”等词评价自己的老师。“有的老师讲民法，绝对不会讲刑法。”曹湘凡说，他是“心血来潮似的讲法”，不以教材为中心，放得开收得拢。这位大龄学生诚恳地表示，“他是大海，我是小水滴。”
不过，他即将结束的大学生活注定会留下许多遗憾：没有上过选修课，没有见过法槌，没有打过球，甚至，没有时间在校园内闲庭信步。他唯一参加的一次集体活动是去“农家乐”野炊。“这是一次快乐的休闲，也是浪漫的回忆。”他笑着说，“好像那天晚上的月光很好。”
他的大学生活似乎单调得只有上课和家教。不过，他写过的几封信倒值得一提。
一封写给中国人民大学的纪宝成校长，信中表达了想去人大读研，要求破格录取的愿望。他列举的理由如下：在高考的战场上摸爬滚打了十几年；外语考试过不了关；“对你这个权威校长的权威语言非常崇拜”；“希望和高素质的人才一起学习，提升自己”。
纪校长没有回信，他对此揣测说：“这证明我没有达到他破格录取的资格。”
一封信写给湖南省教育厅厅长张放平，“批评他的两句话不合逻辑”。去年，张厅长在一次在线访谈时评价“高等教育质量从总体上来讲，通过扩招以后，不但没有下降，反而上升了”，并举例说，现在大学生的外语水平和计算机能力比过去强多了。曹湘凡不认可这种说法。
在信中，他称对方“张老师”而非“张厅长”。“我是以大学生的身份与他交流，叫他张厅长就是官话了。”他解释说。他还给教育部前部长周济写信，提出“高考命题要有学生参与”的建议，指出“大学教育和中学教育的脱轨现象”，批评现在的大学生只做对自己有益的事情。
他寄出去的信，大都石沉大海，只有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予以了回应，书记委托秘书给曹湘凡打来电话，转达了六个字：小伙子，好好干。他为此深受鼓舞。
但身为一名高龄的专科生，41岁的“小伙子”很难摆脱被歧视的命运。他为写作论文《论人民检察院对民事诉讼的监督》，去一家检察院调研，并向办公室主任咨询：像我们这样的人要到这里来工作，需要什么条件，要找什么关系？
他愤愤不平地转述对方的回答：“你要是教我们的孩子，我放心，但你要到我们这里来工作，连扫地的资格都不够。”
他不满中国普遍存在的年龄、身份和学历歧视，羡慕美国70岁的老人还能做消防队员，还援引中组部部长李源潮的话说，干部年轻化不是低龄化。但老曹不得不感叹：“40岁是人生的黄金年龄，却是找工作的黑色岁月。”
他的中学母校把他作为勤奋执著的典型写进了校史，曹湘凡投去简历，没有回应。他想报考公务员，但超过了年龄。他打算参加国家司法考试，“学了3年法律，不考，会很遗憾”。他也希望有人请他做培训师，在全国巡讲，培养高考的偏科人才。
在长沙寒意肆虐的冬日，曹湘凡独自一人住在那间逼仄杂乱的屋子里，凌乱的床边是一堆凌乱的报纸，那是他了解外部世界的主渠道。这位大学生没有电脑，还不会上网。他在大学取得的“巨大的进步”，是在入学的第一天，学会了发手机短信。
他曾被村民讥笑为“农民不像农民，知识分子不像知识分子”，现在，他的自我定位变成了“教师不像教师，学生不像学生”。他房间的书桌摆满了各种高考资料，《中国行政诉讼法》、《简明证据法学》等几本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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