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经历的五次股灾
文/黄铁鹰
“泡沫是很难确定的，除非它破了。”—— 格林斯潘
一、1987年香港股灾：千万富翁变街边小贩
1986年，我在深圳见到了十几年没见的小学老师。他是出生在印尼的广东华侨，上个世纪50年代他刚从雅加达大学金融系毕业，响应祖国号召，同一大批东南亚华侨的知识青年跑到中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于是，他成了我在长春市小学读书时的语文和数学老师。
经历了中国的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文革，这个老师从爱国青年变成了三个孩子的父亲。为了孩子能吃饱饭，1977年他带着老婆和孩子来到香港。不愧是学金融的，他先从建筑工人开始，几年后就开始自己在家里装电子表往大陆卖，后来深圳开放了，他跑到深圳办了手表厂。
在深圳第一次见面，他给我一张名片，上面写着深圳（香港）环亚电子集团公司董事长，他在深圳的工厂有一千多名工人，是深圳当时最大的电子厂之一。
之后三年，我们没再联系。1990年我在香港油麻地逛街，突然听到一个很熟悉的声音：十元两件啦！十元两件啦！我一回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我的老师站在三轮车上在大声叫卖日本的二手衣服。怕他尴尬，更怕自己尴尬，不知怎的我没敢上去跟他打招呼。正在犹豫，突然有人大叫：“走鬼啦！”只见我的老师和其他几个同样卖东西的人，像疯了一样把衣服用任何人类都想象不到的速度塞进包里，推着车子跑了。原来是市政管理人员来了，香港无照小贩专门请人给他们把风放哨。
从油麻地回来后，连忙找名片给老师打电话，所有电话都不通了。第二个星期天我又去了，那天没市政的人来，老师的生意也很冷清，我鼓着勇气上前跟他打招呼，本以为他会尴尬，可是老师毕竟是老师。老师跟我说：“我破产了，现在只能做这个生意了。见到你真好，如果没事陪我聊聊天。”
我问：“那么大的工厂，怎么破产了？”
老师说：“咳！都是一个贪字。（19）86年香港股市疯了，我看不少人赚钱，我这个学金融的虽然知道股市风险大，但还是忍不住进去了，结果越炒越大，最多一天赚一千万，我把工厂也抵押给银行借钱炒股，哪承想（19）87年股灾一来，我的资金一下子转不动，房子和工厂都给了银行。”
我问：“师母怎么样？”
“她现在在新蒲岗的一件制衣厂剪线头，我们还借了一部分私人钱，这个钱总是要还的。好在这是香港，人只要勤劳就饿不死；只要饿不死，总会有机会。这就是人生。”快60岁的老师说。
老师永远是老师。从此，我明白了香港人说的：“马死落地行”是什么意思。
1987年的股灾是香港人经历的第一次股灾，那是由美国股灾引起的。1987年10月19日，美国股市一天跌了22%，年轻的香港股市一个跟头倒下了，连关了四天市，当香港股市重开后，香港股民的钱少了三分之二。有一大批香港股民像我的老师一样破了产，其中大部分人永远也没有机会再回到股市。
二、1992年日本股灾：跳楼的野村证券员工
1990年，我到日本公出，顺便去日本最大的证券公司——野村证券参观。由于当时日本股市和楼市如日中天，股市比2007年中国股市还火，市盈率到了100倍，一些日本和世界的经济学家纷纷说，传统经济理论对日本不适用，日本正在创造新的经济规律。日本房地产更是不可一世，一个东京市的地价就可以买一个半美国。日本商人在全世界可牛了，到哪儿都像阔佬逛菜市场，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于是，日本人买了美国金融帝国的象征——洛克菲勒大厦，买了美国电影的象征——哥伦比亚电影公司，买了加拿大的森林，澳洲铁矿，香港最贵的房子，日本女人买了70%法国生产的LV手袋，日本男人成群结队飞去泰国打高尔夫……
接待我的是一个野村证券的年轻经理，他把我送出野村大楼时，站在大厦旁边的台阶上，指着那座新落成的60多层的花岗岩大厦，不无骄傲地说：“当今世界已进入信息经济，这个大楼里储存着全球客户的经济数据，野村证券为了保证这些信息的安全，在这个楼下100米处有一个发电站，它可以保证野村证券在世界上发生任何事情都能正常运作。”
可是不知怎么回事，到了1992年日本经济就不能正常运作了。日本股市从33000点，不到两年跌到了11000点。房地产更是一落千丈，1990年还能买一个半美国的东京，1993年竟然连一个纽约都买不起了。于是，日本企业纷纷从海外抽钱回国救急，不仅把洛克菲勒大楼折一半价卖回给美国人，还把日本好几个大银行和保险公司也卖给了外国人。
1995年，那位接待我的野村证券经理到香港出差，我请他喝酒，他很沉重地告诉我：现在日本企业自杀的人很多，特别是证券界，他手下一个前年才从早稻田毕业的人上个月跳楼了。电视台现在最热门的电视节目是教人们如何省钱，比如教家庭主妇如何用烧饭的余热煮鸡蛋。
那一段时间，香港大街上的日本游客少了，到高档餐馆吃饭的日本商人也少了。“经济泡沫”这个词第一次在我脑袋里有了真实的感受。从此，这泡沫就经常跟着我了。
三、1997年香港股灾：给华润做了十年义工为负资产的女秘书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来了，香港哀声一片。本来1997年上半年形势还好好的，楼市股市不断创新高，人们排着队去酒楼吃饭。我们公司开发的一个楼盘卖楼花，买房的人需要前一天晚上去排队。国内一个家喻户晓的大歌星为了走后门买我们的房子，陪我们唱了一晚上卡拉OK。我公司两个秘书近水楼台先得月，不用去排队，每人花80万港元交了三分之一首期，买一个单元，可是房子还没住进去，泡沫就来了。楼价一口气跌了三分之二，这两位小姐那几个月脸色难看得很，眉头之间总挤出一个大疙瘩。原因是她们把已交了80万首期的房子白白送给了银行，为什么？因为市场上同样的房子，只值90万；如果她们继续执行当时买楼的合同，每月供银行贷款，就要再付160万。（来源：《中国企业家》）
那个还不大懂香港规矩的明星火急火燎地找我退房，我说：“你看到门外那两个小姐吗？她们是我们公司的秘书，在这个公司已工作10年。她们跟你一样，也买了公司的房子，因此她们这10年算给公司做义工了。”
我看大明星有点不明白，就解释说：“她们工作10年，除去吃喝也就攒了80万，交了这套房子首期后，什么都没剩下，可是现在房子又没了，这不等于白白给公司干了10年。如果能退房，她们早退了。你没看这几天报纸讨论吗，很多人买了李嘉诚的房子，现在变成负资产。有人说在这种特殊时期作为香港首富的李嘉诚应该网开一面，不要再追这些负资产的人所欠的房子余款了。你猜这位首富李先生怎么说？他说：香港是个重合同守信用、风险自担的社会，你没看到金融泡沫只能自认倒霉。如果这个泡沫不破，你的房子赚一倍，我也没理由跟你分利润。”
四、2000年互联网泡沫：3亿元变成3千万
亚洲金融风暴还没过去，互联网又来了。1999年末和2000年初，全香港的商人都好像疯了。这次不同于以往，越是大商人越疯狂，不管是搞地产，还是搞百货；不管是生产电子，还是生产水泥的；不管是办学校的，还是开夜总会的；总之全同互联网干上了，纷纷办起了网站，注册了名字带有cyber点com、information点net的公司，纷纷向那些美国名牌大学毕业生发出高薪聘书，纷纷与IT公司联姻。
我当时打工的华润创业自然也不能免俗，虽然公司每年有十几亿净收入，但因为同互联网没有关系，股价还不如一个刚创办两年的互联网公司。股东不干了，说：如果你们再不进入IT，就要找人收购。于是，我们只能绞尽脑汁往互联网上靠，先是付了一笔天文数字的咨询费，请世界最大的咨询公司出主意，可是那些从美国飞来的高级脑袋除了给我们写了两大本资料外，任何问题也没解决；其实他们也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因为我们不是互联网里的虫，我作为公司总经理当时连发电邮都不会。
可是商场是个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游戏。当时许多如雷贯耳的经济专家都说：互联网技术会创造一个全新的经济，谁跟不上，谁就会被淘汰。想想看，谁不害怕呀？于是，我们也拼命想找一家美国技术公司“结婚”。经过投资银行的介绍，美国一家大公司的副总裁来香港，期间可以跟我们谈谈。可是时间约到早上8点，这在香港是非常罕见的商务会谈时间。我当时有点纳闷：看来互联网的人就是不一样！第二天早上，7点50赶到人家香港分公司，一进接待室我差点晕了，原来在我们前面已有两批人，一批人正在会议室里同那个副总裁谈着，另一批人还在会议室里等着。8点45分，轮到我们，30分钟谈完，结果不用说了。
2000年初正当我被互联网搞得晕头转向时，一个朋友找到我，他与一个美国基金创办了一个互联网公司，在香港买了一个上市公司的壳，市值一下子升到200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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